&esp;&esp;北宋雍熙四年（987），宋太宗“谴内侍八人赍敕书金帛分四纲，各往海南诸蕃国勾招进奉，博买香药、犀牙、真珠、龙脑；每纲赍空名诏书，于所至处赐之”

。

十世纪的宋朝皇帝跟十八世纪的英王一样，派遣特使分赴海外，招徕贸易。

南宋时，宋高宗也说：“市舶（海上贸易）之利颇助国用，宜循旧法，以招徕远人，阜通货贿。”

跟诸邦展开海上贸易，乃宋王朝的“旧法”

。

绍兴年间，有一位叫蒲亚里的阿拉伯商人娶了中国仕女为妻，在广州定居下来，高宗皇帝叫地方政府“劝诱亚里归国”

。

是宋朝不欢迎阿拉伯商人吗？不是的。

而是因为，蒲亚里在中国定居后便不再从事外贸了，宋政府希望他回国去招揽蕃商，“往来于运香货”

。

不过当时的西欧正在“蛮族”

的统治下，退回到以物易物的自然经济状态，要不然，中英贸易难说不会提前八百年展开。

&esp;&esp;这便是宋王朝对于海外贸易的态度。

整个大宋国的海岸线，北至胶州湾，中经杭州湾和福州、漳州、泉州金三角，南至广州湾，再到琼州海峡，都对外开放，与西洋南洋诸国发展商贸。

宋政府在沿海大港口设“市舶司”

（相当于海关），在小一些的港口设二级机构“市舶务”

，负责管理外贸市场秩序和抽税。

市舶司每年从海上贸易中抽税近二百万贯（明代在“隆庆开关”

后，海关抽解每年不过区区几万两银），进出口贸易总额在北宋末超过2300万贯，在南宋绍兴晚年接近3800万贯。

&esp;&esp;宋政府对海外贸易采取了实用主义的做法，严格限制朝贡贸易。

如，宋高宗下令商船不得“擅载外国入贡者”

，否则将处以“徒二年，财物没官”

的惩罚；宋孝宗也有回绝朝贡的诏令：“比年以来，累有外国入贡，太上皇帝冲谦弗受，况朕凉菲，又何以堪？自今诸国有欲朝贡者，令所在州军以理谕遣，毋得以闻。”

&esp;&esp;显然，如果海外诸国得以朝贡的名义来华贸易，势必会冲击民间互市的贸易总量，进而影响到朝廷的抽税。

这是宋王朝不希望看到的。

也因此，宋政府在限制朝贡贸易的同时，也积极鼓励民间的海外贸易，海商只要在政府机关登记，领取“公凭”

，便可以贩运商货出海。

政府也鼓励海商招徕蕃商来华贸易，“蕃商有愿随船来宋国者，听从便”

。

对在海外招商作出巨大贡献的海商，宋政府还赐予官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