等何氏众人得到死讯，赶到上海，陈效早已经抢先一步，该拿的都拿了。

华善堂上海公司是合资企业，中方国有股权代表从一开始就与陈效站在同一战线上，阿sir的人过去，提出暂停经营，先把股权移交干净都做不到，公司就在这样的状态下稀里糊涂的继续运转。

等上了法庭，何齐这边的人总觉得事情是很简单的：陈康峪四十五岁生日过掉，就在伦敦立有遗嘱，全程有律师在场，签字，公证，一样不少。

在那份遗嘱上，根本没有陈效的名字。

但在陈效这一边，却又是另一个完全不同的故事了，根据其律师王俊的陈述，陈康峪在香港再婚时，尚未与其母盛珏蓉离婚，所以两人曾有过协议，陈康峪将每年在上海所有收入的一半给予盛珏蓉，作为补偿。

这样的协议要是放在一个年入百八十万的小商人身上似乎合情合理，婚内出轨，又是重婚，拿出一笔不菲的补偿金来给原配封口，虽然难看一点，却也说得通。

但放在陈康峪身上，就显得有些匪夷所思了，如果，只是说如果，确有那么一份协议，那么陈康峪一定没料到自己后来会赚多少钱，而且经过多年的积累，这笔补偿金又会增长到如何惊人的数字。

盛珏蓉已经在数年前去世，现在陈康峪也死了。

两个当事人都不在世，协议原件已灭失，剩下的只有一份物证和一个人证。

物证是华善堂上海公司几年的内部管理报表，上面记载了应当支付，实际却始终未曾支付给盛珏蓉的补偿金。

至于人证，则是盛身前的同事，中医药大学的副教授沈继刚，据称是陈康峪与盛珏蓉订立那份协议时的唯一一个见证人。

两份证据，其中随便哪一个都不是毫无瑕疵的，但连在一起却多少有些说服力。

而且华善堂的情况十分特殊，其中有国有股份，还牵涉到几种被列为保护级的中药古方，所以这场官司的判决，对地方政府来说也有利害关系。

何齐这方面有一支律师团代理，先是试图质疑证据的真实性，华善堂上海公司十几年的陈年财务报表都被翻出来，没找到反驳证据，倒冒出来几笔不清不楚的招待费和应缴未缴的税款，弄到后来，香港方面只得罢手，生怕拔出萝卜带出泥。

何氏的律师团暂且放下物证不说，又开始主张无效合同，理由是——该协议的订立是为了掩盖陈康峪的重婚事实，属于以合法形掩盖非法目的。

对此，王俊又请来证人，提出相反证词，证明盛珏蓉当时重病缠身，又是沪港两地相隔，只知道陈康峪出轨，不知道其重婚。

就这样，法庭辩论的焦点变成了陈康峪那些年的私生活状态，每年在上海住几个月，香港几个月，具体住所在哪里，又与谁同床，有没有性关系，活生生把一场经济案子变成了豪门恩怨大戏。

虽然媒体虎视眈眈，但案子一直没有公开审理，何齐的母亲从一开始就进了疗养院，他自己也不曾出面，陈效可能到庭，也可能没去过，毕竟故去的母亲被一群陌生人这样编排议论，也不是什么光彩的事情。

那段时间，何齐什么都想了，就是没怎么想过那场官司，输或者赢，似乎都是跟他无关的，反倒是阿sir比他更急一点。

他想要的从来就不是那些，想弄清楚的事情也跟他们不一样。

把林凛送到家，何齐下了车，打电话给胡凯，说：“你替我找找那个沈继刚现在住哪里？”

“这个……，这个算不算骚扰证人啊？”

胡凯犹豫道。

“案子都已经判了，而且我不跟他谈那些，就是有些事情想问问他，你替我找找看，我直接出面找他，似乎不大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