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宝”

的老朋友，约翰·泰勒，他了解世界上所有重要的历史学家。

如果有某位专家曾研究二战中在中国的德国社团的历史，泰勒或许不会不知道。

泰勒建议我与加州芬代尔的历史学家查尔斯·伯迪克联系。

伯迪克又建议我与汉堡的城市历史学家联系，他还把他的朋友马莎·比奇曼的地址给了我。

伯迪克向我肯定说，马莎是一个“可爱的友人”

，她不仅了解汉堡，还非常乐于助人。

我很快写信向马莎·比奇曼了解拉贝之谜，同时又写信给汉堡最大的报纸的编辑，希望后者能为我的研究登个启事。

料想这二者不会立刻有回音。

我就先去忙其他事情。

让我惊讶的是，比奇曼很快就回信了。

经过一连串的巧合，她已经找到了拉贝的家。

在1996年4月26日给我的信中，比奇曼写道：“真高兴能帮助你，而这又不费多大劲”

，“一开始，我写信给巴伐利亚帕斯特·米勒，他收集了很多曾在中国的德国人的行踪资料。

他马上打电话告诉我拉贝的儿子奥托·拉贝博士及拉贝的女儿马格雷特的名字”

。

比奇曼的信中还寄来了一个便条，这是拉贝在柏林的孙女厄休拉·莱因哈特给我的。

从此，事情进展得十分迅速。

厄休拉·莱因哈特在中国出生，当她还是一个小女孩时，在南京沦陷前几个月，他还到过南京。

她是拉贝最疼爱的孙女。

令我欣喜的是，莱因哈特对我有求必应，给我写了很多长信。

她提供的记述，照片和报刊文章，填补了拉贝一生中许多遗失的细节。

拉贝信守了他对中国人民的承诺，他向德国当局通报了日本人在南京的暴行。

1938年4月15日，他与妻子返回德国，很快便受到无数的嘉奖。

在柏林，德国的国务秘书为他在中国的出色工作而正式嘉奖了他。

拉贝还被授予红十字功勋勋章。

在斯图加特，他得到国外德侨银质勋章。

中国政府授予他蓝白红绶带钻石勋章。

5月，通过演说和在柏林各处播映约翰。

马吉拍摄的胶片，拉贝将南京大屠杀的事实公诸于世，他在西门子公司面对大量听众进行演讲，他还在外交部、远东联合会以及国防部讲演。

但拉贝没能见到希特勒，6月8日，他给这位元首写了一封信，还附上了南京暴行的胶片拷贝和报告。

但是，如果拉贝想从希特勒那里得到同情，他就大错特错了。

几天后，两名盖世太保到他家里将他逮捕。

当时厄休拉就在家里。

她那时刚刚7岁，正在门口试穿·双新旱冰鞋，这时她看见两个穿着有白色翻领的黑制服的官方模样的人，他们把拉贝带上车拉走了。

厄休拉说：“我祖父看起来十分紧张，而那两人非常呆板严肃，所以我竟没敢上前同祖父拥抱说声再见。”

拉贝在盖世太保总部受到了几个小时的审讯。

后来，西门子公司的卡尔·弗里德里希为他担保，并保证拉贝不会再公开谈论日本人的暴行。

这样，他才被释放出来，拉贝被警告不得就南京的暴行进行演讲，谈论和写作，更重要的，不得将约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