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2年底，非典出现，蔓延到2003年3月。

我在电视台打工，被辅导员勒令回校。

4月更加严重，新闻反复辟谣。

学校禁止外出，不允许和校外人员有任何接触。

我在宿舍百无聊赖地打星际，接到电话，是慧子。

她说：“一起吃晚饭吧。”

我说：“出不去。”

她说：“没关系，我在你们学校。”

我好奇地跟她碰面，她笑嘻嘻地说：“实习期在你们学校租了个研究生公寓。”

我说：“你们学校怎么放你出来的呢？”

她笑嘻嘻地说：“没关系，封锁前我就租好了。

辅导员打电话找我，我骗她在外地实习，她让我待着别乱跑。”

去食堂吃饭，我突然说：“袁鑫有女朋友了。”

她有些慌乱，不敢看我，乱岔话题。

我保持沉默，她终于抬头，说：“我想和他离得近一些，哪怕从来没碰到过，但只要跟他一个校园，我就很开心。”

一个女孩子，男生都不知道她的存在，她却花了一年又一年，拼尽全力想靠近他。

无法和他说话，她的一切努力，只是跑到终点，去望一望对面的海岸。

就如同她高中做的数学试卷，写满公式，可是永远不能得分。

上帝来劝末等生退学，末等生执拗地继续答题，没有成绩也无所谓，只是别让我离开教室。

看着她红着脸，慌张地扒拉着米粒，我的眼泪差点儿掉进饭碗。

靠。

2004年，慧子跑到酒吧，电视正直播着首届超女的决赛。

我们喝得酩酊大醉，慧子举起杯子，对着窗外喊：“祝你幸福！”

那天，袁鑫结婚。

我看着她笑盈盈的脸倒映在窗玻璃上，心想，末等生终于被开除了。

2005年，慧子跑到酒吧，趴在桌上哭泣，大家不明所以。

她擦擦眼泪：“他一定很难过。”

传闻，袁鑫离婚了。

那天后，没见过慧子。

打电话给她，她说自己辞职了，在四川找事儿干。

2006年，一群人走进酒吧。

看见当头的两个人，管春手里的杯子“哐当”

掉在地上。

朋友们目瞪口呆，慧子不好意思地说：“介绍一下，我男朋友袁鑫，我们刚从四川回南京。”

我的头“嗡”

的一声，没说的，估计袁鑫离婚后去四川，然后对他消息灵通的慧子，也跟着去了四川。

坐下来攀谈，果然，袁鑫去年跟着亲戚，在成都投资了一家连锁火锅店，现在他打算开到南京来。

袁鑫跟搞金融的同伴聊天，说的我们听不太懂，唯一能听懂的是钱的数目。

同伴对袁鑫摆摆手，说：“入五百万，用一个杠杆，一比六，然后再用一个杠杆，也是一比六，差不多两个亿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