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之，两次谈话，我的心情都很愉快，获益很深。

这是我很难忘却的一段经历。

四平保卫战之后，我军按照中央关于“让开大路、占领两厢”

的战略指示，大踏步转移。

杜聿明判断我们已经“溃不成军”

，气焰更加嚣张，对我部队紧追不舍，将其部队尽力向东延伸，企图切断我东路交通。

我1师、2师在新站、拉法一带，回过头来，对冒进的敌人88师263团狠狠―击，歼灭全团和264团的一个营，敌人方才迟缓了进攻速度。

他们已占领四平、长春和吉林等城市，包袱越背越重，再加上当时舆论压力，不得不于1946年6月6日与我签订东北停战协定。

我军抓住这一有利时机，深入农村，分兵剿匪，发动群众，建立根据地，同时进行政治和军事整训，扩充主力部队。

北满组建了1、2、6三个野战纵队和七个独立师。

东北民主联军1纵队是8月3日在敦化组成的：由山东过来的l师（师长梁兴初、政委梁必业）、2师（师长罗华生、政委刘兴元）和东北民主联军7纵队19旅及20旅58团组成第3师（师长彭景文、政委黄一平）。

这样，由以上三个师组成了第1纵队（1948年11月第l纵队改称第38军），我被任命为纵队司令员，李作鹏任副司令员兼参谋长，梁兴初任副司令员兼l师师长，周赤萍任纵队副政委。

在这期间，在中共中央东北局会议上，决定成立东北行政委员会，我被任命为委员。

部队整编，一纵队的领导同志，原来在山东时期就比较熟悉，在东北又并肩战斗了一段，我深知，他们都是久经战斗锻炼的老红军，都有丰富的经验和辉煌的经历。

我也知道自己的指挥能力并不怎样高明。

东北局之所以要这样安排，可能是考虑我是东北人，打回老家来了，有一定的影响。

从个人来看，这是党对自己的信任。

正如罗荣桓政委所说的：“你这个人还可以培养。

虽然按红军的战斗思想和战斗作风要求，胜任你的工作会有一定的差距，但你还有培养前途。”

这是我在到东北后，又一次见到罗荣桓政委，并向他提出自己指挥一个纵队的顾虑时，他这样对我说的。

他还强调说：“组织这样决定，你就服从组织决定，自己知道自己不行这是个好事，这样对自己就会高标准严要求，组织上感觉你还是可以培养的。”

l947年4月底，“三下江南”

战役之后，东北野战军总部在双城召开会议。

会议期间，林彪找我谈话，提出要我与松江军区司令员兼代哈尔滨卫戍司令员李天佑对调，他来1纵队，我去松江军区。

我听后，心情很不愉快。

这是我参加八路军后第一次遇到这样不愉快的事。

我是旧军队出身，一向是认真服从纪律要求的。

作为―个共产党员，也应当服从组织决定。

但是，这一次我心情不愉快。

讲了价钱，说明党性还是不强的。

至今回忆起来还是个遗憾。

我当时的想法是，我是东北人，打回老家来了，应该在第一线作战。

到第二线去，生活上安定些，但我感情上接受不了。

到松江军区去，主要任务是训练部队，向―线输送兵员。

不能说这个任务不重要。

但是，从抗日战争开始，我一直在一线战斗，不愿意离开一线作战部队。

李天佑是老红军，又在苏联学习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