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和文化的目标，只在于发展智识上的鉴别力，和良好的行为。

一个理想的受过教育者，不一定要学富五车，而只须明于鉴别善恶；能够辨别何者是可爱，何者是可憎的，即使是智识上能鉴别。

最令人难受者，莫过于遇着一个胸中满装着历史上的事实人物，但见解和态度则是完全错误的人。

我曾遇见过这一类的人，他们在谈话之际，对于无论什么题目，总有一些材料要发表出来，但是他们的见地，则完全是可笑可怜的。

他们的学问是广博的，但毫无鉴别能力。

博学不过是将许多学问或事实填塞进去，而鉴别力则是美术的判别问题，中国人于评论一个文人时，必拿他的学行和见识分开来讲。

对于历史家尤其应该如此区别。

一个满腹学问的人，或许很易于写成一部历史：但所说的话或竟是毫无主见与识别的。

而在论人和论事时，或者是只知依人门户并无卓识的。

这种人就属于我们所谓缺乏智识上的鉴别力。

强记事实是一章极容易的事情？历史上一个指定时代中的事实，我们极易于强记，但分别轻重和是非，则是一章极难的事情，而有恃于一个人的见解力了。

所以一个真有学问的人，其实就是一个善于辨别是非者。

这就是我们所谓鉴别力，而有了鉴别力则雅韵即会随之而生。

但一个人如若想有鉴别力，他必须先有见事明敏的能力，独立的判断力，和不为一切社会的，政治的，文学的，艺术的或学院式的诱惑所威胁或眩惑。

一个人在成人时代中，他的四周当然必有无数各种各式的诱惑如：名利诱惑，爱国诱惑，政治诱惑，宗教诱惑，和惑人的诗人，惑人的艺术家，惑人的独裁者，与惑人的心理学家。

当一个心理分析家告诉我们：幼年时代的脏腑效能之不同的运用，切实有关一个人日常生活中的志向，挑衅心，和责任心，或便闭症引起暴燥性情时，凡有识力者对之，只可付诸一笑。

当一个人错误时，他简直就是错误的，不必因震于其大名，或震于其高深的学问，而对他有所畏惧。

因此识和胆是相聊的，如我国人之每以胆识并列。

而据我们所知，胆力或独立的判别力，实是人类中一种稀有的美德。

凡后来有所成就的思想家和作家，他们大都在青年时即显露其具着智力上的胆力。

这种人决不肯盲捧一个名气虽然已经震于一时的诗人。

他如真心钦佩一个诗人时，他必会说出其钦佩的理由。

这就是依赖着他的内心判别而来的；这就是我们所谓文学上的鉴别力。

他也决不肯盲目捧一个风行一时的书派，这就是艺术上的鉴别力。

他也决不肯盲从一个流行的哲理，或一个时髦的学说。

不论它们有着何等样的大名为其后盾。

他除了内心信服之外，决不肯昧昧然信服一个作家；如若那个作家能使他信服，那个作家就是不错的；但如若那个作家不能使他信服，则那个作家是错误的，而他自己是对的；这就是智识上的鉴别力。

这种智力上的胆力，和独立的判断力，无疑是必需一己的内心中，先具着一种稚气的天真的自信心。

但一己的内心所能依赖者、也只有这一点，所以当一个学生，一旦放弃其个人判断的权利者，他便顿然易于被一切人生的诱惑所动摇了。

孔子好像已经觉得学而不思比思而不学更不好，所以他说：“思而不学则罔，学而不思则殆。”

他必因看见弟子之中这种学而不思的人太多了，所以他提出这种警告。

这个警告也是现代的学校所极为需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