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寒笑着说道：“在正统元年侥幸躲过了文官接管的北方边境地区，并没有熬多久，很快也被文职官员接管。

当时巡抚和总督被任命管理边境军镇和军区，他们设置了一系列的新机构，使都指挥使沦为他们的副手或者下属。

事实上，从那之后，很少武将被任命为都指挥使。

在边境地区的高级军官通常被任命为都指挥同知或都指挥佥事。

这项职务被称作‘总兵’，这是一个与地区行政官员完全不同的位置。

而在领兵作战时，也通常由一名文官为先，武将在后的配置出现。

在正统年间的一次农民起义中，这样的配置可充分体现。

话说正统十四年广州府南海县冲鹤堡潘村人黄萧养，从广州大牢越狱，举旗反明，义军达十万余人。

他们进攻广州城，杀死镇守的安乡伯张安，自称顺民天王，年号东阳。

次年，朝廷派右佥都御史杨信民、都指挥同知董兴率军镇压。

此时的文武已经完全失衡，本应作为一省军方最高指挥的都指挥同知，乃是从一品大员，却只能沦为从三品的文职官员佥都御史的副手。

这样的调整大大削弱了武将的权力，导致文武失衡。”

朱元璋听了之后，只感觉愤怒异常。

后辈儿孙如此做法，岂能不助长文官的嚣张气焰？

难怪文官们个個都起飞，原来是这样一步一步演化而来。

陈寒此时也是很感慨的说道，“我们中国人信奉易经，也信奉中庸之道，与西方人所信奉的二分法不同之处在于，我们从来不把一件事情分成好与坏两种。

而是认为在好与坏中间，还有一道灰色地带。

在权力圈也一样，内阁文官和太监之间针锋相对，不是单纯的好与坏，完全得看皇帝这道灰色地带，如何协调。

皇帝如果是一个毫无作为的人，太监们的迎合以及内阁大臣的迎合，都会使他偏离原本的道路。

皇帝要是有作为有魄力，内阁和太监们都得老实。

要是不信，让太监和大臣去忽悠一下朱元璋试试，借他们十个胆都不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