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sp;&esp;果然，她淡淡地说，你没有写诗的天赋，可惜啊。

1958年，在莫斯科的广场上，每天都有人在念诗，有人念普希金，有人念白银时代，更多地在念自己的诗。

我经常独自藏身在人群里，听那些过分煽情的朗诵，偶尔也会遇到让人终生难忘的句子，就像遇到让你终生难忘的人。

&esp;&esp;那个人是谁？

&esp;&esp;卡佳面无表情地摇头，翻到小本子中的一页说，你看这首诗里有许多叙事，说明你有说故事的才能，你可以试着写小说。

&esp;&esp;我们认识一年了。

偶尔，我会陪伴她去淮海路上的国泰电影院看电影；去共青森林公园的草坪上野餐，就像《莫斯科不相信眼泪》里的苏联人那样。

她的行动虽然迟缓，兴致却高得很，头发与衣服都特意打扮过。

她拿出最好吃的罐头，国产的酸黄瓜，在春天柳絮飞扬的小河边，用俄语唱起我从未听过的歌。

在邮局的营业大厅里，我常见到一个叫薛范的翻译家，《莫斯科郊外的晚上》《草帽歌》等好多歌曲，都是被他翻译成中文的。

他是个拄着拐杖坐在轮椅上的小儿麻痹患者，我知道他是谁，却从未跟他搭讪过一句话。

而我就是那样的人，腼腆到跟任何人说话都会脸红。

&esp;&esp;但自从认识卡佳，我就变得开朗了些，至少敢与老太太开玩笑了。

&esp;&esp;坐在野餐垫上，看着上海难得晴朗的天空，卡佳说，如果我有儿子的话，我就叫他格奥尔基；如果我有女儿的话，我就叫她亚历桑德拉。

可惜，我既没有儿子，也没有女儿，更不会有孙辈……但我有回忆。

&esp;&esp;终于，她说出了那个人的名字。

&esp;&esp;1958年5月1日，国际劳动节游行。

我在莫斯科电影学院的方阵，红场上人山人海，刚过瓦西里升天大教堂，队伍全散了。

我独自坐地铁回学校。

莫斯科的地铁很漂亮，但那天人很多，我在猎人商行站上车，挤在车厢里喘不过气。

有人从背后拍了拍我，回头看见一张中国人的脸。

他很年轻，大概二十来岁，穿着朴素而简单，就像个工人，手里却拿着本书。

他想把座位让给我。

这种事常发生，你知道，我不会假惺惺谦让的。

我坐在他的位子上，列车继续在莫斯科地底飞驰。

他站在我对面，左手拉扶手，右手依然捧着书。

封面正对着我，别列亚耶夫的《陶威尔教授的头颅》，竟是本科幻小说。

我还是、社会主义劳动英雄称号，不再是那个穷乡僻壤的哥萨克了，伟大的肖洛霍夫，他再也写不出伟大的作品了！

还有那些著名的作家、诗人、画家和各种艺术家，我们在国内读书的时候，都把他们当做偶像和明星，可一旦见到本人，不过都是些大腹便便的老家伙们，只会高谈阔论，彼此肉麻地吹捧。

苏联政府给这些人提供了宽敞明亮的别墅，在莫斯科郊外的森林里，还有嘎斯轿车、司机与仆人。

我打心眼里喜欢他们的作品，但又讨厌他们本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