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是因为丘班诺夫少校有枪——他没带枪——而仅仅是因为俄国人缺少自由，往往

没有积极反抗的观念。

他看到了生命的终结。

他接受了它。

这交通是一个胆怯的人，

但他害怕的只是命该如此。

你斗不过命运，他告诉自己。

“那么，丘班诺夫，我们得到的是什么？”

问话的人是二局的一个大尉，大约

三十岁。

“找人把它冲印出来。”

他递过暗盒，“我认为这人是接头人。”

丘班诺夫叙

述了他所见和所做的事情，他没有说他曾把胶卷倒进了暗盒，“我完全是在偶然情

况下发现他的。”

他这样结束了谈话。

“我还以为您们‘一’字号的人不懂得怎么干呢，少校同志。

干得好！”

“我害怕撞上了一次你们的行动和……”

“现在您可知道了。

您必须写出一份全面的报告。

您要是和这位上士在一起，

他可以带你去找一位速记员。

我也要去组织一个审讯小组。

这需要好几个钟头。

可

能您想跟妻子通个电话。”

“那胶卷。”

丘班诺夫坚持。

“是的。

我想自己送到实验室去。

如果您同上士一起去，我十分钟后就来找你

们。”

实验室在与监狱相对的另一侧。

由于许多工作集中在列福尔托沃，二局在这里

有一个小设施。

大尉把实验室技师从工作室找出来，冲洗过程马上开始。

在等候期

间，他给上校打了电话。

这个“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