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尔衮方死，亲政之初的福临，为了争取满洲亲贵们对自己的支持，以便清除多尔衮的势力，所以又恢复了亲王兼管六部的旧制。

但这毕竟是权宜之计，因为身在帝位的福临自然也要集中权力到自己手中。

再说，由文化素质不高、缺乏从政经验而又功高权重的亲王们管理六部，各种弊病日益显露，已阻碍了六部作为政府部门去发挥它们的职能。

在朝廷政局基本稳定的顺治九年（公元1652年），福临便又停止了亲王郡王兼理六部。

有鉴于多尔衮摄政专擅的教训，从此把他的叔伯和兄弟等宗室诸王排除在政府之外。

福临竭力使他们养尊处优，满足他们俸禄、仪从、府第等地位上和生活上的高要求，就是不给他们实权。

只有需要领兵出征时，才封之为大将军，给以相应的权限，出征归来一交印，仍然不过是随班朝贺的亲贵而已。

己亥之秋（6）

当然，还有个权力看起来很大的议政王贝勒大臣会议，那是入关前军事合议制时期留下的祖制，它有权对皇帝的决定提出不同意见。

福临自然常常因这个会议的掣肘和束缚感到愤慨，但他纵然有心撤议政，造成天子独断的局面，终究对这个重要的、关系着整个亲贵利益的祖制存着几分敬畏，不敢轻动。

他只是设法按照自己的口味对参与议政的人选进行了调整，减少他推行新政的阻力。

福临在国家制度和机构建革中的汉化政策，也引起满洲大臣们的愤怒。

在他们看来，这天下是满洲八旗打下来的，就应该属于满洲，他们这些从龙之臣就应该享受一切权力和利益，就应该把持政府的所有要害部门。

内阁、翰林院等机构的建立，使他们瞧不起的被征服的南蛮子竟然从他们手中夺走大权，怎么能够甘心？

顺治十三年（公元1656年），福临下令撤掉各省守催钱粮的满官，并停止派遣满官榷关。

这两种官的品位虽然不高，却极是肥缺。

可以想见，这些满洲贵族和官吏眼看着财源滚滚的肥缺从自己手中溜走的时候，眼看着他们掌握的大印开始落进汉官掌握之中的时候，尤其是，眼看着他们的满洲皇帝频临内阁，与汉人大学士们共商国是、实行改革而把他们撇在一边的时候，他们的痛苦和愤懑是无法用语言去形容和表达的。

他们能怎么办呢？

大约在顺治十四年的冬天，福临到城外去打猎。

喜爱飞奔狂驰的皇帝为了追逐一只野兽，把整个护卫和侍从的大队人马远远地甩在后面。

野兽没有追到，他竟走到了一个村子边，正遇上一位满面愁苦的老人在那里劈木柴。

福临于是向老人问起他的生活状况。

老人以为面前这个青年人是个寻常的兵丁，竟向他诉说起自己的冤屈来了：他的土地和财产都被满洲官员圈占了，他的儿子们也因逃人法的严酷或被处死或被刑伤，如今只剩下他一个孤苦零丁的老头子，年迈体衰，却仍然被逼着来做这种难以胜任的苦力，借卖木柴口，以苟延残喘。

福临请老人骑上他的马，并同老人一起奔赴那位满洲官员的住宅。

官员懒得理会，打发他的老婆出来应付。

这女人当然也不可能知道眼前的人就是皇帝，耍惯了威风的官太太毫不客气地给了福临一顿臭骂，不但吆喝着叫他滚开，还拿出一根棍子舞动着威吓他。

正在此时，护从和侍卫们赶来了，愤怒之极的福临很简短地解决了这场官司：皇帝命他的卫士们把那位官吏和他的家人就地斩首示众，官吏的全部财产都赐给了劈木柴的老人，皇帝还亲口封老人为一村之长。

这件事很快传遍了京师，传遍了天下，老百姓无不称道皇帝的严明公正。

而满洲官吏们的心情就大不一样了。

对这严明公正，他们大多是又恨又怕的。

皇帝的权威在上，他们也不得不有所收敛。

福临的禁圈地、宽逃人法的一系列措施，实实在在是直接损害了八旗军民的利益。

因为土地奴隶是他们的私有财产，是他们祖祖辈辈在战场上流血拼命才得来的。

进入中原以后，生活基本安定，环境相对和平，满洲人家大多人口增加，入不敷出，加上不善经营管理和频繁的水旱灾害，很多八旗人家渐渐贫困。

要求增加圈地、增加奴仆，自然是他们寻求的重要出路。

皇帝的禁令，却把他们的这条出路堵死了，他们怎么能不怨声载道呢？

满洲亲贵、八旗军民，虽然在全国人口中只占极少数，但他们是福临维持清王朝统治的基础和依靠；福临的那些缓和民族矛盾、缓和阶级矛盾的改革虽然能得到占全国人口绝大多数的汉人的欢迎和拥戴，但他们毕竟是新被征服的、心怀异端的被统治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