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危势的转变（1）

顺治八年（公元1651年）二月初一日，十三岁的福临在修缮一新的太和殿举行亲政大典，接受诸王群臣朝贺，并颁恩诏大赦天下。

他在庆贺典礼中表现出的自尊自信和才能胸襟，给所有的人以深刻印象。

参加典礼的朝鲜使臣向他们的国主报告说：“清主年今十四，而坐殿上指挥诸将，旁若无人。”

福临确实向他的臣下表示出远远超过他年龄的成熟，令他们十分惊异。

多尔衮专擅朝政，对幼主形成巨大威胁，在朝廷上下不是什么秘密。

人们理所当然地认为福临仇恨摄政王，理所当然地断定皇帝会为摄政王之死兴高采烈并立即采取报复行动。

人们低估了小皇上。

当顺治七年（公元1650年）岁末多尔衮的死讯传到朝廷的时候，顺治帝立刻诏命臣民易服举丧；当多尔衮的柩车回到京师的时候，顺治帝率诸王贝勒文武百官缟服出迎于东直门五里以外，并亲自下跪奠酒三爵，为之大恸；次日下诏赞颂多尔衮的丰功伟绩，不久又追尊多尔衮为义皇帝，庙号成宗。

所有这些姿态，无疑对稳定和消除因摄政王骤死而引起的朝政动荡、人心疑虑大有好处。

在追尊多尔衮的同时，福临又命亲信大臣大学士刚林等到摄政王府，将多尔衮生前擅自取走的皇帝印信兵符，连同赏功册，全部收回大内贮存。

纵然有皇太后的耳提面命，纵然有黄旗亲信大臣的支持，这个十二岁小男孩的聪慧和明敏也颇不寻常。

直到多尔衮的同胞兄英亲王阿济格夺权图谋被粉碎，英亲王本人削爵籍没下狱幽禁；直到顺治帝借亲政之机大封了一批年轻的亲王、郡王和一批新的议政大臣，有了足够的支持者，站稳了脚跟，福临才以原多尔衮亲信苏克萨哈等人的告发为词，追论了多尔衮的谋逆大罪，削籍夺爵抄家毁坟，剿灭族党，替自己出了一口恶气！

清除了多尔衮和他的党羽，基本解决了满洲内部的激烈冲突之后；重新掌握上三旗，形成皇权的绝对优势，进而稳定统治阶层和朝廷大局之后，福临就要面对庞大的国家机器，就要亲自来治理这个世界上最大的国家了。

摄政王留给他的是什么呢？

入关之初打着吊民伐罪、仁义之师旗号，因而狂风暴雨般席卷全国的巨大胜利，已成为遥远的过去，统一六合、天下大定的目标还只是一个美丽的梦。

顺治亲政的时候，云南、贵州还是南明永历王朝的稳定后方，广东、广西、福建、江西、湖南、陕西、四川等地，还是明、清双方拼死相搏、剧烈争夺的战场。

南方的军事形势十分严峻。

而北方地区，由于多尔衮实行的民族高压政策，残酷的剃发令、圈地令、投充法、逃人法不断激起汉族人民的激烈反抗，使清朝的统治难以稳定和巩固。

连年征战，军费浩繁，清政府更陷入了严重的财政危机。

顺治亲政后的三月初六日，召户部尚书询问国库情况，结果国库仅存银二十万两，而四月需支各官俸银就得六十万两，逼得福临只好动用内库银两补齐。

这就是当时的军事、政治、经济形势，用当时人的话说，是一个“民心不足恃、钱粮不足恃、兵力不足恃”

的“极敝之势”

！

怎么办？

福临毕竟是努尔哈赤之孙、皇太极之子，福临的血管里流淌的毕竟是充满勇武精神的游猎民族的血。

骑射起家，马上得天下，弓矢定天下，是满民族的骄傲，也是福临的骄傲。

祖辈父辈的开拓进取在前，年轻气盛的他不会退缩，也不能退缩。

福临还有一个好处，就是不因人废事。

他尽管仇恨多尔衮，但对多尔衮制定的各种政策，却并不像对他本人那样彻底打倒。

凡是福临认同的，如以汉治汉、整顿吏治、开科取士等，全都保留了。

凭着民族的尚武精神，凭着对骠悍善战、凌厉无前的八旗将士的信心，福临也接受了多尔衮实行的勤兵黩武政策，在全国各条战线上继续维持强大的军事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