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需要特别注意的是，当一起买卖明显没有成功可能性时，无论它多么令人神驰，我们都必须立即彻底地把它忘掉。

别在死胡同里一意孤行，而且，我们越早知道这条胡同是通还是不通，就越对自己有利。

换一条胡同走走，或许会走通。

那位倒贷款的刘，接到我的回话后也曾将信将疑，但是5％的手续费的诱惑却依旧弄得他不辞劳苦地从南京跑到郑州，又从沈阳跑到北京，此事无成，一了百了，把别的机会也耽误了。

或许，这与他刚刚从医护工作辞职而来有关。

实际上，他已经犯了〃圈戒〃，而且对新圈不熟悉。

针对新情况，改变自己的圈子不是绝对不可以的。

只是，我们必须尽快专心于新情况，了解一切相关知识。

在北京祥云饮料公司工作时，我经常去祥云计算机通用设备公司坐坐。

那时，我几乎天天能见到许许多多行色匆匆的电脑倒爷。

抽空聊几句话，便可知道，他们大多只有初高中文化，几年前还不知道电脑是何物。

但几番摔打，又凭借自己的特殊渠道，他们竟也成功地与那些博士硕士做起了现代生意，发了不小的财。

他们跨出了原来的圈子，进入到了一个新的领域，而且找到了一个恰当的立足点，即贸易环节，并很快搞清了与电脑买卖有关的一切常识。

这就像是一个大字不识的工人，照样可以熟练操纵一架复杂的车床一样。

▲　世界也好，中国也好，发财的不全是商人和实业家。

相反，倾家荡产，关门倒闭的，除了赌徒，全是工商业主。

所以，可以离开万民皆商的大潮，去寻找自己的码头，就地开源。

我们没有必要统统削尖了脑袋，钻到实业界，为商业潮推波助澜。

一位技术专家完全可以从一项实用新型或外观设计的专利中得到收益，或者按比例从施用厂家提取出数十万元的新技术转让费。

一个撰稿人，只要写作速度不至于太慢，一年只需出版一部二十万字的书，缴纳完20％的定税，他就可以获得数万元的版税。

而一位普通歌手，可以在各类迪厅和夜总会演出，或是走走穴，就像音乐王国那些灿烂的巨星一样，从无名小卒慢慢变成著名艺员，渐渐获得经验、名声、巨额财富。

今天，发达国家可以引以为自豪的是，凡是最出色的人，无论他们的职业是什么，都可以作富翁。

中国暂时还不能完全作到这一点。

但是财富不平衡的原因，却不完全归罪于制度，一半的原因在于很多有专长的人不是局限于老观念，自认清贫，就是不像没文化的人那样善于开发经济头脑。

然而，他们却怒气冲天，把贫穷的原因全部归结为制度，抱怨这个国家没有如月交给他们大把大把的工资。

实际上，我们既不必埋怨制度，也不必轻视自己的专业。

目前的制度已提供给我们很多致富的可能性，生活中的每一处领域又都等着我们去开发，所以，我们千万不要轻易离开自己已经从学多年劳动多年的熟悉的行业，无论它怎样冷落，多么遭人歧视，只要我们认真分析，都可能发现新的突破口，使自己就地成功，就地改善，就地发财。

前北大中文系主任孙玉石教授，不畏书斋生活清苦，向一批批学生讲授现代文学史。

他写的文学理论书，出版社每次只能印不到两千册。

但他长年严谨治学，终于在90年代前后被邀请去东京讲学。

六个月中，他给教育部挣了大量日元。

那时，我为了去加拿大留学，请求孙老师为我写一封教授推荐信，孙老师一口答应下来。

我去他家时，发现原来墙徒四壁的孙宅，已是焕然一新，富丽堂皇。

不得已改变自己熟悉的行当，最容易使我们变得在新环境里笨手笨脚，这对成功是一种严重损害。

因而，欧里森·史威特·马登说：〃一流的拉砖夫，比起其他任何行业的二流人物，都要出色。

〃有时，我们出于不得已，被迫要改换一下环境，但我们没必要非改行不可。

王刚先后辞去了解放军前进歌舞团、中央电视台、北京电视台的职务，但他并没有改行去练柔道。

沈是一位青年医生，一九八五年辞去公职，自己挂牌行医，专治牛皮癣。

十几年下来，他和夫人已有了数百万存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