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使走上了较为理想的道路，我们也会马上发现，代价是巨大的。

我们在教室里听教授讲课，他把建筑力学讲得栩栩如生，他谈起梁思成和大屋顶，谈起维斯宁兄弟，又从〃干打垒〃和公社大楼，讲到了人民住宅、长官楼、贵宾入口。

窗外阳光灿烂，思维无比瑰丽，我们拥有了一个熙熙攘攘的大世界。

但是有一天，我们邂逅一位昔日同窗。

过去，她因为不爱学习而屈尊为一家书店照看仓库，但她的老爸颇具活动能力，竟在一个挣了钱便分光吃净的小广告部，为她谋下一职。

现在，她花枝招展，眼光里流露的不光是自信，简直是对我们的同情。

望着她扭搭扭搭地走远，除了觉得她夸张得令人作呕，剩下的便是感到自己可怜。

瞧！

我们穿的竟还是过了时的细跟儿皮鞋。

假如我们是司机，十九岁，却已跑下八万公里的路程。

我们拼命劳动，一年时间中，把固定薪水、公里数奖金、帮忙礼金、黑车收入加起来，已超过五万元。

但有一天，我们心满意足地收车回家，在运动场的外街上，被一位老同学叫住。

早听人说起，两年前他去了复旦大学生物系。

现在，他领着我们第一次走进健身房，看他躺在卧推长椅上，一下一下地推举着210斤的重量。

他的胸臂肌肉线条分明，优美地隆起，而我们却骨瘦如柴，没有头脑。

分手时，他说他一星期后就要去威斯康星州立大学了。

想到未来的他，将用一个半月时间，挣够我们两年里的全部所得，强烈的自卑便袭上心头。

为什么他总比自己强？我们一心赚钱，却忽略了其他。

假使我们边学边作，结果只是一切平平。

我们进了绣花厂，托了人情，坐在厂长办公室里，虽说没有消耗性的体力劳动，但每天一张报纸十杯茶的工作，对一个年轻人来说，简直是一种折磨。

傍晚，同事们抱着孩子，奔回温暖的家，我们却骑着破车，从城南窜到城北，冒着大雨去听课。

我们清楚地知道，与一心挣钱的人比起来，我们的所得甚微，加起来不过八顿涮羊肉的钱，和专业学生们坐在一起，我们的谈吐又总进不了层次，每一次张口都被惊疑地盯住，仿佛我们都是些三个鼻子的怪物。

后来，为了心理平衡，我们开始用自己的长处，去比别人的不足，看不起工人的无知，又指摘学生们缺乏生活经验。

久而久之，错把幻觉混为现实，终于变成了高低难就的人。

事实上，仅凭一张成人教育的文凭，已越来越难以提升自己。

我们生活在明灭闪映的恐慌感之中。

但这时的恐慌，既不像青春期那样强烈，又不像十六岁时那样容易被忽略掉。

它隐约可见，而且持久地延续着，但却不能从根本上妨碍我们向往美好生活。

此时，恐慌的愁绪和担当重任的野心，一同争夺着我们。

在很长一段时光里，我们的忧愁和好梦参半，这种混沌未开的性格，几乎把我们分为两个截然不同的人。

在现实生活中，我们习惯于把冷与热、光明与黑暗、强弱、左右、爱恨、阴阳男女，看成是相互对立的两种东西。

殊不知，在科学领域里，它们根本不是两种东西，而是同一事物的变异。

不是吗？在若隐若现的恐慌之中，也同时蕴涵着期待、野心、责任感。

责任感如期而至

为了战胜心中的恐惧，我们安慰自己说，也许再过那么一段时间，我们就能做得比现在更好。

我们崇拜自己的偶像，以大英雄作为鞭策自己的力量苏格拉底、屈原、唐宗宋祖、白发飘逸的爱因斯坦、温文善辨的肯尼迪、刚毅铁血的里根、容貌高贵的撒切尔夫人，甚至隆梅尔、蒋经国、毛泽东，从乔丹到李宁，从赫本到姜文，一切能催促我们追求不朽的大人物大明星，都成了我无限讴歌的神明。

我们在自己的床榻边，挂上他们的肖像，好像鲁迅每每倦怠于劳作，抬眼望见他的藤野先生。

我们和父母无话可说，却可以随时向偶像倾诉。

我们向伙伴们推介着自己的英雄，当我们察觉到听者不以为然时，便按捺不住心中的不平，转身告诉他人：〃冯其实根本不懂霍金，真浅薄！

〃十八岁，所有风云人物都会从我们空空如也的心田走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