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sp;&esp;连续一个星期，林简每晚完成工作后，临睡前的时间都拿来校对整理杏林村受害群体的录音。

&esp;&esp;在她下决心要做整件事时，她已经提前检索了刑事相关的法律。

&esp;&esp;仅有被害人陈述的情况下，很难定罪。

即便再加上被告人的供述，一旦被告人翻供，也拿不回应当有的正义。

&esp;&esp;她问每一个受害人，有没有留下物证，都是否定的回答。

&esp;&esp;所以当她一个接一个校对录音中文字时，理想的正义与现实之间撕扯出的鸿沟越来越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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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sp;&esp;巨大的心理失衡打开了林简一直以来的因循守旧。

她手里没有可以对人生杀予夺的强大公权力，程序正义如何也约束不到她头上。

&esp;&esp;如果为了结果正义，要牺牲掉什么，她不介意试试。

&esp;&esp;已经凌晨一点，她迫不及待，发信息给叶居贤：叶居贤，有办法撬开杏林村小学校长的嘴吗？

&esp;&esp;叶居贤几乎是秒回：你想拿到被告人供述？

&esp;&esp;“嗯，加上他的供述至少我们的筹码更多。”

&esp;&esp;“杏林村几乎是个孤岛，上次你在哪里差点遇害，纯靠我们的力量可能不够。”

&esp;&esp;“我考虑过这个问题了。

你还记得吗，有一个受害人提到了校长有个儿子，品学兼优。”

&esp;&esp;“林简，你是不是看到硬盘里别的录音文件了？”

&esp;&esp;“嗯？还有别的录音文件吗？”

林简打完字就点开了硬盘。

&esp;&esp;她找到了一条几年前的录音：先是一通电话，然后是又沉又重的肉体被重击的声音，夹杂着尖锐的哼唧求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