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时，不知怎么搞的，她又想起了解放战争时期她和毛泽东在一起的日日夜夜。

那时为了打倒蒋介石，毛泽东费了多少心血呀！

那时苦苦奋斗的果实，落到了谁的手里了呢？

是的，三十六年前，当蒋介石大规模地向东北派兵，夺取抗日的果实时，江青以毛泽东的名义，起草中央指示，命令林彪：“从一九四五年十月下旬以来，蒋军在美舰的护送下，由秦皇岛登陆向我东北进犯，你们应该争取时间，以便展开全东北的工作。

你们必须紧守山海关，顽强抗击蒋军的进攻，并且立即以锦州为中心，集中主力，布置内线作战，迅速发动群众，创造战场。

当敌人进至绥中地区，或兴城地区业已疲劳消耗严重至相当严重时，我则可集中最大兵力，举行反攻，分作几次战斗，每次歼灭其二、三师，最后全部歼灭三个军，则能从战略上解决问题。”

当时，进攻东北的蒋军只有三个军的八万余人，毛泽东认为他们孤军深入，地理不熟，脱离群众，弱点甚多，相比之下，林彪的东北民主联军更优于蒋军，战胜他们是有充分把握的。

但是林彪却强调部队“疲惫涣散，战斗力甚弱，加上吃不惯高粱，又无群众的援助，很难集中作战。”

导致蒋军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迅速占领了山海关、绥中、兴城、锦西、锦州等地。

气得江青连声埋怨道：“林彪不是能守善战吗？怎么这一次白白地丧失了这么一个好的战机？真是！”

一九四六年三月，蒋介石一面就东北停战问题和毛泽东谈判，一面命令蒋军继续向前推进，企图迅速抢占战略要地四平，进而占领长春和哈尔滨等要点。

三月二十四日，毛泽东电令林彪：“坚决控制四平街地区，如蒋军北攻时彻底消灭之。”

四月，江青起草电令：“一切决定于战场胜负，不要将希望放在谈判上。

而要：务使鼓舞士气，集中力量，打几个较大的歼灭战，以利谈判和将来；控制四平地区要像邯郸战役那样，以集中力量歼灭敌人为主，不以固守城市为主；力戒轻敌，每战必须集结全力，打敌一点，以期全胜。”

毛泽东对江青起草的一些文件，非常满意：“好，就这样，你在军事上的进步是会很快的。”

但是，四平战役打得非常糟糕，江青总结道：“我们在控制四平街地区的作战上，从政治上讲是必要的，战略上也是正确的，在敌我兵力的对比上是有条件取胜的。

林彪借口‘在敌继续增兵和进攻的条件下，四平的巩固和夺取长春把握不大’，拒绝执行主席的指示，采取消极防御的办法，完全错误。

一九四六年四月十八日，当敌人主力分路向四平集中时，林彪却把我军主力摆在四平及其喇嘛甸一线，进行正面防御，实际上处于挨打的地位。

战役中期，敌人疲惫待援时，林彪又把我军的十二个旅的九万多人部署在东起北丰、西至八面城以北约六十公里的战线上，分兵把守，那还能行吗？所以，五月十九日敌人集中主力突破我四平以东的防线，林彪慌忙擅自下令退出四平，而自己又抢先向哈尔滨逃跑，使我军失去了指挥。

敌人占领四平后，主席多次指示林彪，要他坚守公主岭、长春时说：‘这样对大局有利’。

林彪却于六月一日向中央报告说：‘目前无法集中兵力作战，现在的任务是收容部队，求得整体。

我们准备放弃哈尔滨，打游击战。

’还是主席发火了，于六月五日和六日两天连续命令林彪‘必须坚守哈尔滨，保持松花江以北地区于我手中’，这才制止住林彪的退却。

敌人占领四平后，十天之内前进了二百三十公里，连占我公主岭、长春、德惠、农安等地，使东北我军从此陷入被动达十个月之久。”

毛泽东说：“胜败是兵家常事，这不假。

但是，有些已经估计到的错误是不应该犯的。

例如，我早在一九四六年四月间，多次告诉林彪要彻底破坏敌人将要占领和即将占领的铁路，尤其注意破坏四平以南及四平至公主岭的铁路，说这是战胜敌人的最主要的方法之一。

但是，林彪不听，连沈阳至四平的铁路也没有破坏，致使敌人在进攻四平时，利用铁路运输迅速向四平前线调集援兵，接济粮弹。

在敌北追以前未能破坏沈阳、四平段铁路，使我军吃了大亏。”

那时，江青就说：“看来，林总也不是常胜将军啊！”

毛泽东说：“军事上就没有什么常胜将军，十战能有六、七战打赢就不错了，八、九战打好那就是伟大的统帅。

说百战百胜，那是唬人哩。”

从毛泽东撤离延安、转战陕北，连续打了几个大胜仗以后，延安于一九四八年四月二十一日重新回到了中国共产党的手里。

但是，毛泽东的指挥中心却作了根本性的战略转移。

一九四八年三月二十一日，江青陪着毛泽东离开杨家沟，辗转多处，从五台山进入河北，于四月十三日到了阜平县的城南庄。

五月中旬，毛泽东为首的最高指挥部搬到平山县的西柏坡村，然后就在这里开始部署一场决定中国命运的战略决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