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浒》也。

’简直把《水浒》当成了‘忠义’的代名词；有的人则干脆把《水游》的书名改为《忠义水浒传》。

《水浒》这部书确实是以‘忠义’为中心来设置矛盾，展开情节，塑造人物的。

‘忠义者’和‘不忠义者’的矛盾是统贯全书的基本矛盾。

小说中，反面人物高俅，‘若论仁、义、礼、智、信、行、忠、良，却是不会’，正面人物宋江，则是为人一世，只主张‘忠义’二字。

《水浒》写宋江的造反，不是官逼民反，而是‘奸’逼‘忠’反。

他权居水泊，积蓄力量，专等招安，报效朝廷，可以说是曲线尽忠。

在对待农民起义的问题上，《水浒》向地主阶级提供了比暴力镇压更加毒辣的思想和策略，即用‘忠义’这条绳索把农民起义队伍拉向投降。”

所以，她把“忠义”

看得比杀人还坏。

于是，当华国锋下令将她抓起来的时候，她就不敢用“不忠不孝不仁不义”

这几个字来斥责他的背叛，而只是有气无力地说他是“投降”

，谁也弄不清她当时是怎么想的。

江青用指头点着台上的那几个法官说：“你们攻击我诬陷了周扬这些人，你们了解历史吗？这里、我就来给你们讲一讲这方面的东西，对你们启蒙启蒙。

一九三六年，毛主席提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伟大号召后，中央曾经派人向在上海的周扬传达了这个方针。

而周扬不听，王明提出了‘国防政府’的口号，周扬马上提出‘国防文学’的口号。

周扬白纸黑字地写道：‘关于左倾宗派主义的错误，以及这错误所造成的不可挽救的过失，新近王明已经痛切地批判地指出了。

我不必多说这引起全场一致欢呼的报告含有如何重大的意义，我只想着重指出，既然政治上有了这样鲜明的见解，作为反映政治推进政治的文化团体，无论如何不应该再坚持过去的关门政策，应该号召一切不愿意当亡国奴的作家，建立文学上的国防战线。

’于是田汉、夏衍、阳翰笙等三十年代的人搞了所谓的‘国防戏剧’、‘国防诗歌’、‘国防音乐’等等，他们的做法是反对毛主席的嘛。

就在这年的二月，在周扬等人的策划下，在上海成立了‘中国共产党上海临时工作委员会’。

这个委员会是周扬、胡乔木、夏衍、田汉以及叛徒邓洁等人一手搞起来的非法组织。

这样的事情难道就不能讲吗？一讲就是诬陷，那他们的所作所为就可以放任不理吗？一九三五年底和一九三六年初，这些‘国防文学’的人物，筹办‘中国文艺家协会’，鲁迅就坚决反对。

他在二月二十九日的一封信里，说：‘文人学士之种种会，亦无生气，要名声又怕压迫，那能作出事来。

我不加入任何一种，似有人说我破坏统一，亦随其便。

我们的这个组织里，我觉得实做得少，监督得多，个个想作工头，所以苦工就更加吃苦。

现此翼《指左联》已经解散，别的什么协会之类，我是绝不进去了。

但一向做下来的事，自然还是做的。

’这就是鲁迅的态度……”

说老实话，审判台上的那些人，对所谓三十年代“国防文学”

和“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

这两个口号之争的历史基本上一窍不通，此刻只是听江青唠唠叨叨，其实他们对此毫无兴趣。

江青说得倒挺来劲：“鲁迅在一九三六年四月二十三日一封信中，揭露了周扬包庇田汉，认敌为友的丑行。

他说：‘去年田汉说我是调和派，我作文诘问，他回答道，因为我名誉好，乱说也是无害的。

后来他变成这样（指他叛变），我们的’战友‘之一却为他辩护道，他有大计划，此刻不能定论。

周扬这个协会，先前的友和敌，都站在同一阵营了。

’就在这年的四月，鲁迅听到毛主席的统一战线的主张，马上接受了主席的意见，提出了‘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的口号，与周扬斗争。

鲁迅在五月三日的信中说：‘此间莲姑家（指左联）已散，化为傅（傅东华）郑（郑振铎）所主持的大家族，实则借此支持《文学》而已。

周扬对我大肆攻击，意在破坏，并加以破坏统一之罪名，但谁甘为此辈自私者所统一呢，要协会弄得一团槽呢？近日这里在开作家协会，喊国防文学，我鉴于前车，没有加入，而英雄们即认此为破坏国家大计，甚至在集团上宣布我的罪状。

又有一大批英雄在宣布我破坏统一战线的罪状，自问历年颇不偷懒，而每逢一有大题目，就有人要乘机把我扼死，真不知何故，大约的确作人太坏了。

’在五月五日的信中又说：‘我因不加入文艺家协会，正在受一批人的攻击，说是破坏联合战线，但这类英雄，大抵是一现于后，马上不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