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批准。”

他在家里召集周扬、许立群和吴冷西等人开会，亲自打电话给曹荻秋和陈丕显等上海市委负责人，质问：“你们发表这样的文章，为什么不和北京打招呼？你们还有没有党性？”

当曹荻秋告诉他这篇文章是江青组织搞的时候，彭真还对其他人说：“吴晗过去是民主教授，解放后一直靠拢党，反右派时，反章罗联盟时，都比较积极。

《海瑞罢官》这出戏，我看过了，没发现什么毒害。”

毛泽东发现北京的报刊不登批判《海瑞罢官》的文章，亲自指示上海出版小册子，当上海新华书店于十一月二十四日征求北京的订购数字时，彭真指示：“我们一本都不订！”

第二天，在周恩来的压力下，北京新华书店被迫同意，但最后仍拒绝发行。

十一月二十八日，在周恩来的督促下，彭真被迫在人民大会堂西大厅召开会议，商讨转载姚文元的文章的事情。

彭真一到会，就问邓拓：“吴晗现在怎么样？”

邓拓说：“吴晗现在很紧张，他知道这次批判是有来头的。”

彭真说：“什么来头不来头，不用管，只问真理如何。

真理面前人人平等，毛主席也一样！”

就在这次会上，彭真通知《北京日报》明天要转载姚文元的文章，“你们赶快写一个编者按，特别要在唯物观上下功夫，凡是要点到吴晗名字的地方，都要加上‘同志’两个字。”

接着，他干脆亲自口授了编者按。

十一月二十九日，《解放军报》转载了姚文元的文章，编者按一针见血地说：“《海瑞罢官》是一株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大毒草，必须彻底批判。”

《北京日报》的编者按却说：“这是不同的意见，可以争论。”

十一月三十日，《人民日报》在第五版《学术批判》栏内转载姚文元的文章，彭真在他写的编者按中，要人们就“如何对待历史人物和历史剧的问题进行讨论”

。

周恩来坚持要在按语中加上一段毛泽东的话：“同那些反马克思主义的东西进行斗争，就会使马克思主义发展起来。”

十二月一日，彭真在他家里召集周扬、吴冷西、胡绳等人开会，彭真强调要采取“放”

的方针，说：“报纸要登两方面的意见。

赞成吴晗的和赞成姚文元的都发表出来，才好讨论。

这次讨论不仅是一个戏的问题，牵扯到历史界长期争论的问题：清官与贪官问题、农民战争问题、道德继承问题、京剧改革问题、美学问题等等。

要真正当成一个学术问题来讨论。”

在同一天的会议上，他还布置邓拓写了一篇道德继承论的文章应付。

彭真根本没有吃透毛泽东的意图。

毛泽东是要从政治上打开缺口，来一场矛头对准中央最高层一些人物的大革命。

彭真的做法，显然阻碍了他的部署。

十二月二十一日，毛泽东在和陈伯达、艾思奇、关锋、田家英等人谈话时，再次说：“《海瑞罢官》的要害是罢官。

嘉靖皇帝罢了海瑞的官，我们罢了彭德怀的官，彭德怀也是海瑞。

还有《清宫秘史》，有人说是爱国主义的，我看是卖国主义的，彻底的卖国主义。”

第二天，毛泽东又和康生、彭真谈话。

毛泽东又说：“《海瑞罢官》的要害是罢官，我们庐山会议罢了彭德怀的官。”

彭真立即为吴晗辩护说：“据调查，吴晗和彭德怀没有组织联系或直接的联系，所以，吴晗不是政治问题。”

两天后，彭真要求和毛泽东单独谈话。

毛泽东同意后，他一见毛泽东就告周恩来和上海市委领导人的状，说：“吴晗的政治问题是有人人为地造成的。

刘少奇在这个问题上想看北京市委的笑话。

希望主席能够支持我的意见。”

毛泽东说：“回去以后赶快抓对文化领域里的阶级斗争，否则就要吃大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