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织去干扰他们。

这是他们和那些黑帮分子有区别所在。”

陈伯达说：“我看杨成武同志和王力及关锋的关系不一般，关锋和王力都隔离审查了很久，杨成武还去看他们。

还给他们传达了毛主席的指示……”

“毛主席的什么指示？”

周恩来打断他的话，问道。

陈伯达说：“他说主席从上海坐夜航飞机回来后，对他说过‘我们和王力的问题是两条路线的斗争，关锋只是个骄傲的问题。

’杨成武当时说：‘除了江青的话外，其余的人的话他都不听。

’毛主席说：‘那也不行。

怎么能只听一个人的话呢？武汉的问题都是王力不听劝告造成的。

他一下车就表态，那还能不乱吗？’这是个重要的机谋，他怎么能告诉给他们呢？对关锋和王力，江青也是不感冒的。

他们俩在许多的场合公开反对张春桥和姚文元，而他们正是江青支持的。

杨成武这个人，叫我怎么说他呢？”

从他的话语里，表现出对杨成武极大的不满。

“现在不管什么事，不通过江青同志几乎什么也干不成。”

陈伯达见周恩来没有说话，就继续说，“我也和江青同志说过，让她少插手一些具体的事，这对她有好处。

我完全是为她好，但是她并不理解。

现在，林彪同志对她有一定的看法了。”

周恩来对此没有表现出丝毫的兴趣，也没有对他们的话表示什么态度，好像他压根儿就没有听见他说了些什么。

陈伯达相信，只有周恩来才是真正成熟的政治家。

当初，毛泽东和陈伯达谈话时说了这么一句：“刘少奇动不动就把王光美搬出来替他宣传什么。

其实，王光美算什么，江青要比她强得多。

江青早年参加革命时，就一直搞文艺工作，她领导文化革命是有其发言权的。”

陈伯达把毛泽东的这句话告诉周恩来后，周恩来马上表态：“不错，江青同志在文化工作上是内行，政治上也是很成熟的，她作为文艺革命的主将一定能够胜任。”

他们当时都没有预料到，眼前这场文化大革命会演变成一场地地道道的政治大革命。

周恩来知道毛泽东的战略部署，他发动向一个人的进攻是善于选择时机和打开突破口的。

有时候，一部电影、一篇文章、一本小说都可能成为一场大的政治运动的导火索。

那是一九五一年初，江青找他汇报说：“现在有一部电影叫《武训传》，是极端反动的影片，要在全国进行批判，有的人起码要检查。”

周恩来此时还不了解江青的特点，就问：“有必要吗？”

江青说：“为什么我们有的领导人对农民起义的领袖不感兴趣，却对一个地主阶级的奴才如此歌颂呢？这里有一个立场问题，对人民的态度问题。”

周恩来还是没有把她的话放在心上，只是简单地应付了一下，同意她下去调查。

结果，毛泽东亲自写了《应当重视电影的讨论》的社论，指出“这是全党的一件大事。”

社论特别指出：“在许多作者看来，历史的发展不是以新事物代替旧事物，而是以种种努力去保持旧事物使它得免于死亡；不是以阶级斗争去推翻应当推翻的反动的封建统治者，而是像武训那样否定被压迫人民的阶级斗争，向反动的封建统治者投降。

我们的作者们不去研究过去的历史中压迫中国人民的敌人是什么人，向这些敌人投降并为他们服务的人是否有值得称赞的地方。

我们的作者们也不去研究自从一八四〇年鸦片战争以来的一百多年中，中国发生了一些什么向着旧的社会经济形态及其上层建筑（政治、文化等等）作斗争的新的社会经济形态、新的阶级力量、新的人物和新的思想，而去决定什么东西是应当称赞和歌颂的、什么东西是不应当称赞和歌颂的，什么东西是应当反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