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一九六五年七月二十五日《人民日报》所载的一篇题为《一匹马》的通讯编写的。

这篇通讯所歌颂的故事，正是发生在王光美蹲点的桃园。

所以此剧曾用过《三下桃园》的名称，后来因有人提出，为‘避嫌’而改为《三桃峰》，此戏在内容上，刘少奇的‘阶级斗争熄灭论’——‘无冲突论’的倾向也很明显。

我们认为，这里不仅仅是一个一般的创作思想倾向问题，而且是当前文艺领域里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的一个很值得注意的动向。”

于是，江青找来陈永贵，毫不掩饰地说：“你看，谢振华的问题暴露了吧？搞政治斗争要讲究斗争艺术，要善于引发问题。

文艺战线不可小瞧呢，它历来是阶段斗争的前沿阵地。

你回去可以搜集谢振华、曹中南的所有问题，可以和他们算总账了！”

陈永贵感激涕零地说：“谢谢江青同志的指点，我们一定不辜负你对我们山西和大寨人的期望。”

经过一番紧张的准备后，一九七四年二月二十八日，《人民日报》发表了经姚文元修改的署名“初澜”

的文章《评晋剧》。

文章说：“利用小说进行反党活动，是一大发明。

阶级斗争的历史告诉我们：每当一次伟大的革命运动过去之后，总是伴随着一场复辟与反复辟、倒退与反倒退的激烈斗争。

一切被打倒的剥削阶级决不会甘心于他们的失败，总要作垂死的挣扎，妄图复辟他们失去了的‘天堂’。

他们进行复辟的一个常见方式，就是利用文艺为历史上被打倒的剥削阶级的代表人物进行翻案。

六十年代初，有人抛出《海瑞罢官》为彭德怀翻案，如今又冒出个《三上桃峰》为刘少奇翻案，就是这一阶级斗争规律的生动例证。”

十天后，即二月八日晚，身穿军装的江青和张春桥、姚文元等人带着陈永贵，来到北京“二七剧场”

，特意审看《三上桃峰》。

演出休息时，江青一行登上舞台向整个在场的人发表讲话，她说：“《三上桃峰》是出坏戏，是为刘少奇翻案的。

这当然不能怪演员了，演员同志们是无罪的。

这主要由你们省委书记谢振华负责，今天，我特意穿上军装，就是来炮轰谢振华，炮轰谢振华，炮轰谢振华！

你们都应该起来和他斗争。”

消息传到谢振华耳朵里时，他并没有觉得突然，甚至感到这是预料中的，他早就有这种思想准备。

从查出陈永贵当过日伪维持会会长、情报组织“兴亚会”

三人小组组长等历史问题的证据，并上报中央后，陈永贵不但没有受到影响，反而官职不断高升，直到进了中央政治局，他就估计到陈永贵肯定要对他打击报复，只是没想他们竟选择了这样一个突破口。

谢振华奉命被召到北京后，见到周恩来，对此作了申诉说：“《三上桃峰》进京参加调演，是省委集体讨论的嘛。

当时陈永贵也参加了会议，也同意而并没有提出不同意见嘛，为什么现在单单叫我一个人负责？”

“你是班长嘛。”

周恩来说，“具体原因你还不清楚吗？现在什么话都不要说了，好好作检查就是……”

三月十八日晚，王洪文、张春桥、江青、陈永贵召开了解决山西问题的会议，正式揭开了盖子。

为了壮大声势，他们把周恩来也请来，并让全体山西省委常委也参加。

会议一开始，江青就指着谢振华的鼻子说：“人家都说你很凶啊！

我今天倒要看看你究竟有多厉害。

我为什么要带头炮轰你，因为你们的《三上桃峰》是为刘少奇翻案的，而你是支持者，批准者，你是山西省委主要负责人，你应当负主要责任。”

谢振华说：“我不懂文艺，也没有抓好这方面的工作。”

“你不是不懂文艺，你是喜欢修正主义文艺，你是用资产阶级路线对抗无产阶级，用资产阶级文艺向无产阶级文艺进攻，你们这个戏流毒全国。”

张春桥很生气地挪了一下屁股，说：“你很不谦虚，连陈永贵的意见也不听。

你对大寨没有感情。”

谢振华马上说：“陈水贵同志并没有向我提过《三上桃峰》有问题呀？他也赞成这出戏进京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