些东西，是经过了几年艰苦细致的调查研究，在充分掌握证据的基础上才整理出来的。

我们这个东西呀，就是要能够经得起历史的鉴证，经得起时间的鉴证。

我们不怕有人为刘少奇翻案，如果他真能反得了那才算他有本事呢。

就这个东西，就在历史上彻底宣判刘少奇的死刑了。”

康生也在会议上说：“这本材料呀，字字句句都有江青同志的血汗呀。

江青同志在这本审查报告上，立下了丰功伟绩呀。”

江青至今都能背下里面的内容：“一九二五年五月三十日，上海人民在中共党的领导下，为了反对帝国主义屠杀罢工工人，展开了反帝宣传示威运动。

二十日遭到英帝国主义的枪杀，造成了惨案。

这起事件发生后，刘少奇畏惧斗争，于一九二五年十一月私自离上海到长沙，被军阀赵恒惕逮捕，判处‘斩决’，经刘少奇后台与赵恒惕进行反革命交易，刘少奇完全接受了敌人的条件，做了可耻的叛徒，随后，他跑到广州重新钻入党内。

当北伐战争胜利发展时，在武汉窃据湖北省总工会秘书长重要职务的刘少奇，心惊胆战，极力破坏工人运动。

一九二七年，日本帝国主义在武汉屠杀革命群众的‘四·三’惨案发生后，全国人民群情激忿，刘少奇却要工人‘严守纪律’，‘万勿骚动’，为日寇保镖。

蒋介石在‘四·一二’发动反革命政变，何键部下许克祥在长沙实行‘五·二一事变’（马日事变），夏斗寅部队在湖北实行反革命军事政变以后，刘少奇适应国民党的反革命需要，与汪精卫、陈公博进一步秘密勾结，并被指定担任国民党中央‘工人运动小组长’，充当特务，向国民党提供‘工运情报’，刘少奇向陈公博献策，解散了工人纠察队，把全部枪支弹药拱手交给了国民党。

武汉‘七·一五’大屠杀，刘少奇躲在庐山，向汪精卫密告我党在‘国府’警卫团、中央军校和汉阳兵工厂情况，要汪、陈‘速除’，又一次出卖革命，充当可耻的叛徒……”

这些，当时都是反复经过调查该实的材料，没有半点虚假呀。

怎么他们说推倒就推倒了呢？这段历史果真能像一块面团，说捏成什么样子就成了什么样子了吗？她到了这个时候，真佩服邓小平的本事，竟然能够把毛泽东定下的铁案一件一件地推了个干干净净，翻了个底朝天！

江青想到进展时，又回忆起自己在说到刘少奇第二次被捕叛变时，特意指出的一句话：“刘少奇的叛变不是偶然的。

当党的‘八七会议’以后，瞿秋白利用全党对陈独秀右倾路线的痛恨，和一部分党员中产生的小资产阶级革命的急性病，提出了一条‘左’倾盲动主义路线。

瞿秋白混淆了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区别，认为中国革命的性质是所谓‘不断革命’，当时的形势是什么‘不断高涨’，否认第一次革命的失败，反对向井冈山进军，而命令少数党员和群众在全国组织毫无希望的地方起义。

毛主席坚决反对了这条路线，所以瞿秋白于一九二八年四月就基本上结束了他在全党的统治。

刘少奇一开始是追随瞿秋白的，到一九二九年八月。

刘少奇在沈阳被捕后，第三次叛变革命投降了敝人，充当内奸，致使满洲省委及其所属地下组织，遭到严重破坏。

你们说，刘少奇这样的人选不是死有余辜吗？”

现在看起来，邓小平这些人是绝对不会放过自己的。

这时，江青反而欣慰地笑了笑，讲了十几年五不怕的原则，今天才到了考验的时候。

既然大难临头，只好明知前途凶险，也得赴汤蹈火了。

当开饭的时候，江青嘴里哼着样板戏《红灯记》里的唱段，故作轻松地大口吃着饭，对监管人员说：“我要吃得饱饱的，睡得好好的，准备上法庭和他们辩论去呀。

只要让我说话就行呀。”

“你现在还有这个心情说这种话吗？”

有人问她。

江青说：“我的这种想法和做法刘少奇和他的同伙们是绝对不理解的。

这没有办法，因为我们的人生观和世界观就截然不同嘛。

在国民党的监狱里，他们为了活命，可以给人家下跪，写悔过书，写《反共启示》，可以无耻地带上敌人搜捕共产党。

叛徒哲学的核心就是个人主义的活命第一，他们信奉‘好死不如赖活着’，这句话是他们的座右铭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