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要紧，上校，”

迪安说，“就让他们叫名字吧，现在再呆几分钟也没什么关系。”

9月6日，也就呈战俘交换的最后一天，最后一批签字承认他们进行了细菌战的美国官兵到达了自由村。

弗兰克·施瓦布尔上校，联合国军战俘中官职仅次于迪安的美国军官，同其他两个飞行员一起乘坐一辆吉普车，行驶在护卫卡车的前面。

谢天谢地！

他想着。

洗过澡后，医生给他进行了体检，他接受了新闻界的采访。

“我认为长时期的缓慢的精神折磨比急剧的肉体折磨还要难以忍受，”

他告诉记者说，“你整日整夜地坐在那里。

你几乎没有什么选择。

你要么承认罪行，要么就呆在那儿。”

其他承认有罪的人避免正面回答问题。

凯斯·比奇注意到这些战俘顾虑重重，除非安全方面的军官保证对他们不会有任何伤害的，他们是不情愿多说话的。

尽管这样，他们只是断断继续地讲述了一些故事。

“他们做了羞愧的事情，他们自己也很清楚，”

比奇说道，“他们的问题是如何使我们理解他们为什么做这种事情。

他们的神态举止就像是灵魂患了癌症一样。”

这批战俘中说话最直率的是沃克·马胡林上校，他是最后认罪的战俘之一。

比奇知道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击落了21架德国飞机，因而毫不怀疑他本人的勇气。

他始终精神昂扬地面对比奇和其他记者，坐在他旁边的是空军联队的副队长小安德鲁·埃文斯上校。

他俩都34岁，但埃文斯看起来要大好多岁。

他身材削瘦，嘴不停地抖着，似乎马上就要放声痛哭。

仅仅在三天前他才最后签名认罪。

“我们都认为我们是国家的叛逆者，”

马胡林平静地承认，“我们有些人招供了，有些人则没有。

那些不招供的人应当得到荣誉勋章。”

他用焦虑的目光看着埃文斯，埃文斯则像患了伤寒，不停地发抖。

当记者开始向他的朋友提问时，马胡林巧妙地给予了答复。

新闻记者忙着作记录，摄影师在不停地拍照。

闪光灯闪烁着，照相机咔咔地响着。

马胡林继续讲着，声音录进了录音机里，“审讯官的凶残是你们无法想象的，你们只须看看迪安就知道他经历了怎样的一场磨难。”

他解释了审讯如何持续到9月2日的。

到那时，共产党已经获得了足够的供词。

他接着说贝却敌和温宁顿就写了认罪书。

“他们把认罪书拿来，强迫我们抄写，然后签上自己的名字。

当然了，在共产党的社会中，那些认罪书是互相吻合的。

到那时，共产党已得到各种各样的情报和资料，便能够使认罪书相互联系起来。

认罪书的实质内容是相当荒谬的，任何一个小孩，只要具备起码的智力，都不会相信这些认罪书的。”

他和其他人使用的是那些已经阵亡的军官的名字，或是使用很多年前便已从军队退役的军官的名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