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说汉城，形势已变得如此严峻，以致穆乔大使打电话给在东京的阿尔蒙德将军：天亮时派来足够的运输机撤退200名使馆人员去日本。

整个白天，穆乔都在请李承晚告知局势发展，但是，穆乔却未被告知总统已下令准备两列火车在天亮前就撤退他本人和政府官员。

穆乔后来回忆说：“接下来几个月我不忘李承晚施惠于我的一件事，那就是在我离开汉城之前他就先跑了。”

6月26日，美国人在这个星期一早晨醒来时，发现报纸终于真正关心起朝鲜危机了。

《华盛顿邮报》的社论说：“这个国家出于它在亚洲的威望和对朝鲜人的道义责任，投身击退侵略者。”

《纽约时报》甚至更强硬：“迄今为止，我们妥协拖延，临时凑合。

北朝鲜坦克冲过边界时，我们的时间已为此耗费完了。

在这一点上如果我们丧失勇气，我们就会失去半个世界。”

华盛顿又是一个炎热之日。

在椭圆形办公室，乔治·华盛顿肖像下放着一个地球仪，杜鲁门正指着地球仪上的朝鲜，语气严峻地对一位助手说：“这儿是远东的希腊，如果我们现在足够强硬，就不会有任何下一步的事情发生。”

外交关系委员会主席，得克萨斯参议员汤姆·康纳利与杜鲁门在那天临近中午时交谈，杜鲁门并不害怕苏联的反应。

“我不会在俄国佬面前像个精神病人那样发抖，我也不会拱手放弃我们的权利和南韩人的权利。”

康纳利会认为他不经国会批准就有权派美国军队去朝鲜吗？

这位得克萨斯参议员回答说：“如果强盗闯进了你的家中，你不必跑到警察局去获得批准就可以开枪打死他。

你可能会陷进国会冗长的辩论之中而束缚住你的双手完全不能动弹。

作为总司令并根据联合国宪章，你可以有权这么干。”

杜鲁门与艾奇逊磋商后，就在正午前发表了他关于朝鲜的第一个正式声明。

“蓄意无视维持和平的责任，是支持联合国宪章的国家所不能容忍之事。”

同时在参议院，共和党人正在攻击民主党人的犹豫不决。

新罕布什尔州的斯泰尔斯·布里奇斯说：“这是绥靖主义的道路。”

总统应当诱逼俄国摊牌，“我认为共产党情报局太狡猾了，不会冒险与自由世界发生全面规模的武装冲突。”

加利福尼亚州的威廉·诺兰德说：“时间具有重大意义，我们必须牢记不忘纳粹德国五天之内就压垮了荷兰，两天中就席卷了丹麦。”

康纳利尽管刚刚对杜鲁门作了上述指点，还是敦促他耐心点：“我们已经建立了联合国，当它决定应当采取的行动路线时，比起今天来，我们就会处在更好的位置上去判断我们的责任，决定我们应当干什么。”

诺兰德讥讽地说，“如果苏联人回到联合国安理会，来上一票否决权，他不知道美国会怎么办。”

“这位得克萨斯的参议员会认为我们应当坐回去，玩弄手指头，一事无成吗？”

尽管怒气冲天，亚瑟·克洛克还是在《纽约时报》上说：很明显，“总统将拥有两党的坚定支持，采取与全国性政策相关的任何一种形式的政策。”

甚至就在康纳利和诺兰德正在争论不休时，在白宫，韩国大使约翰·张也在绝望地乞求援助他那被围攻的国家。

杜鲁门费力地鼓励这个哭哭泣泣、心神错乱的朝鲜人，他说：“挺住点，正在援助哩。”

但是，张大使不放心，记者们也没有杜鲁门的那份信心。

有些人认为军事干预朝鲜的风险太大了，朝鲜就要一笔勾销了。

《纽约时报》的詹姆斯·雷斯顿报导说首都正淹没在一种冷漠的宿命论感觉中，“此间一些官员认为由联合国建立的朝鲜，无端遭到攻击，为向共产主义的侵略攻势发出挑战提供了最有可能的道义基础。

但是，大多数人看来似乎认为在一个天时更有利于共产党人而不利于西方国家的时候，去找一个打仗的地方实在不明智。”

那天晚上，杜鲁门与他的顾问们开会。

艾奇逊掌握了会议进程，提议逐渐增加军事行动，发布一道“全力以赴的命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