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确指出，这里面有政治因素在。

但出于某些原因，学生们公开显示出了愤怒，他们通常只会安静地抱怨几声。

即便那些参与了演出“罗密欧与朱丽叶”

的学生也悄悄说，他们的戏也是出于政治原因被否决，因为那几个演员也是真实生活中的男女朋友，这违背了学校反对谈恋爱的监管规矩（这也是最被忽略不理的规定）。

然而，最强烈的反应，还是来自西班牙语班的同学，他们拒绝接受系里的命令。

莫金钱跟系里的政治辅导员发生了冲突，他威胁说如果唐吉珂德被列入黑名单，他也将拒绝出演“德塞利的宝宝”

。

很快，这就成了个严肃的问题：权威们不想让他们的比赛散架，而他们喜欢凯特卓别林故事中的政治，那是在批评美国的种族主义。

就这样，这冲突跟着五四运动的周年庆祝活动一起发展。

在许多方面，我感觉到英文系，作为党组织的代理，活该如此。

如果你想要把所有东西都政治化，把每一块的文学与历史都用于服务于自身需要，那么，到了某个点上，它肯定会在你面前爆炸开来。

在两年后，我对那数之不尽的周年庆与纪念日已感到恶心了；我对扭曲了的历史也感到疲倦了；我对于我们政治宣传主导的课本也受够了。

但与此同时，亚当感到内疚，而我也有同感，虽说那不是我教的班。

无疑，是因为我们的影响，才把学生带入了这场麻烦。

如果我们不在这儿的话，他们不会表演“唐吉珂德”

与“德塞利的宝宝”

（如果不是我们的话，也肯定不会有个共产党员叫莫金钱。

）这件事与我们生活中的其他部分不同，那些时候我是隔着距离来观察涪陵的。

我们对学生有直接的影响，而且我们总是鼓励他们要思想开放，多提问，藐视权威。

我们的有些做法是刻意的——关于罗宾汉的讨论，那些中文的对话——但主要它是跟我们的基本身份意识有关。

我们是外国人，在我们的意识中，没有那种声音来警告我什么线被越过了。

我们在涪陵住了很久，足以去影响到一些人，但还不足以把那些规则给内化；而这种过渡的状态，就像那一半虚构的五四历史，导向了政治风险。

很明显的，即便同学们是在处理一些通常不会跟笑声联系起来的题材，他们的意图却绝非要颠覆什么。

毕竟，莫金钱既是党员也是班长，任何的违规，都只是因为这整出戏是由大家拼成的，没人全程负责。

主题的麻烦乃是同时来自于许多方向：亚当提了建议要涉及雷锋，同学们自己想出了台湾的点子，而所有他们喜欢的那些傻词儿，乃是从过去这一年的许多生活背景而来。

也许他们犯下的最大错误，乃是过度关注唐吉珂德的精神了。

他们想要忠实于塞万提斯的小说，把它的滑稽讽刺偏好带到涪陵的生活里来，而且他们也想做到尽可能娱乐，好玩。

但滑稽讽刺，以及娱乐，在共产党的体系里，都是有风险的动作，这体系对某种控制欲的依赖，总要把优质喜剧摧毁掉。

（剩下的往往只有嘲笑傻子或乡下人的相声小品）。

最令人失望的，乃是他们大动干戈，只是为了这些琐屑小事。

除了学生们参与演出活动的热情外，真的没有什么是很要紧的，而一次反革命事件也不会从“唐吉珂德”

开始（虽然，有点巧合，1989年的有些重要学生会议乃是在北京大学的塞万提斯像下面展开的）。

但在任何情况下，很清楚的，即便共产中国要倒掉，那崩塌也不会由涪陵这儿一帮骑在拖把上的搞笑学生开始。

某些人不能单纯去看戏，单纯地笑出来，真是可悲；那出戏的好玩是没有疑问的，但即便如张书记那样聪明而受过良好教育的人，总是听见脑子里的那个声音：我应该笑吗？它真的好玩吗？它会不会有危险，冒犯到谁？在某些意义上，这乃是我最厌恶共产主义之处。

我几乎可以忍受它的谎言，它所犯下的错误，然而我不能原谅它彻底丧失了幽默感。

如果你把笑声拿走的话，中国乃是一个太沉重的地方。

亚当和我鼓励同学们去把事情处理好，但不要惹更多的麻烦，但除此之外，我们并没有卷入协商过程。

那个星期里，学生们一直向我们通告情况，我开始明白唐吉珂德到底拨动了哪根弦。

他正是一个中国人物的完美表现，那个可怜的骑士，跟他过了时的理想，还有一颗金子般的心。

我在所有人身上看到他的闪光：他是莫金钱，跟他没了指望的戏，但同时，他又是张书记，跟他没了指望的政治信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