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有的这些，都是为了成年所做的准备，而成年后也有其罚金。

有时你得为一个新工作而交钱——一个反向的奖金吧。

廖老师起初在她家乡自贡一所学校里教书，但她的丈夫在涪陵，结婚后，她想搬来。

她申请了，在涪陵找到了工作，但这时纠纷开始。

自贡的单位要求她付五千块钱才能准许她离开，而涪陵师专也可以要她那么多钱，才让她开始工作。

但涪陵这边把那钱给免了——显示出他们很希望廖老师来中文系工作。

她很为此骄傲，涪陵师专给了她工作，不收一个子儿。

你得是一个好老师，才能免费得到一份工作。

生第二个孩子的价码，超过了一万元，至少在接近师专的乡下是如此。

在城里很少有人敢那么做，如果一个女人生了第二个孩子，她有失去工作的危险。

如果她不是为一间国有单位做事，会有别的压力手段，有了第二个孩子，可能导致这个女人被迫做绝育手术。

多数城市居民看来已习惯了计划生育政策，接受其后果，而无抱怨。

毕竟，他们每天都在涪陵拥挤的街道，人行道上摩擦妥协，这使得人口控制显得容易理解。

但在乡下的态度便不同。

在那里你可以躲避权力部门，而中国人给这些躲避行为一个词儿——超生游击队。

一个女人会去跟亲戚一起住，直到她生下了孩子。

在接近城市的地方它并不普遍，那里权力部门控制很紧，但随着你往山里走深了，家庭的规模就逐渐增长。

一次我在公交车上碰上一个农村妇女，她刚从集市回来，我们的谈话很简单，跟我许多次与说方言的本地人交流的情形一样。

她问我挣多少，从哪儿来，为什么来涪陵这么糟糕的地方。

这些都是很普遍的主题——人们总是奇怪，一个有自尊的外国人何以住到涪陵来，工资才一千块。

对此，我没有回答；我不会告诉他们真相，说涪陵的不完美才是我喜欢这城市的部分原因，而正因为工资少，我才觉得富裕，我不需要担心存钱的事儿。

我告诉那女人我是被美国政府派到涪陵来的，那是最简便的解释方法——在中国，每个人都理解政府决定你的工作是什么意思。

我向那个妇女问到她的家庭，她说有两个孩子，一个女儿，一个小儿子。

“但两个孩子不会给你带来麻烦吗？”

我问。

“是的，但也并不厉害。

我们得付罚款。”

“你的儿子多少钱？”

“四千块。”

“那不像现在那么多，是不是？”

“是。

现在人们要付一万块。

我们没付那么多。”

“那很好，”

我说。

“那时比较便宜，”

她带着怀旧的气息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