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他和其他的同学交往。

在争论中，他是反对美国接纳计划生育政策的，而他很快阐述了观点。

“在美国，”

他说，口齿很清晰，“人们习惯了有更多的自由。

他们非常关心人权。

美国人绝对不会支持计划生育政策，因为他们会把它看作是侵犯了他们的自由。”

他坐下了。

一阵愤怒的嗡嗡声扫过了教师；有那么一阵，情形看起来他们又要尴尬低头了。

但有人起身反驳了丽贝卡，这就过去了，直到讨论结束，再没有类似的声音出现。

第二天，在我上完文学课后，丽贝卡跟我到了大堂。

他问我能否借一本杂志看，我告诉他跟我去办公室，在那儿有成堆的新闻周刊，是和平队邮寄给我们的。

我们边上楼梯边聊，丽贝卡又开口了。

“我想你肯定注意到了，在中国没有美国那么多的自由，”

他说。

我们周围有很多学生，许多人都可以说英文的。

亚当跟我说了昨天的讨论，我知道这个年轻男人脑中肯定想着些什么。

“让我们去办公室，”

我说。

“那儿有很多杂志。”

我让门开着。

走廊太吵了，人们听不到我们，而且我猜想丽贝卡大概也有一点名声了；关着的门也许只会惹人生疑。

但他看似并不担心那个——他坐下来，直直盯着我的眼睛。

“我经常想，我们中国有许多问题，”

他说。

“在中国没有足够的自由。

我想，在美国，你们有更多的自由。”

（这个男孩还是习惯用“我们中国”

的说法。

）

这是我首次听到有一个学生那么说话，而我不太肯定该怎么回答。

“我想我同意你的说法。”

我很慢地说。

他的英语不是很好，他需要花时间来想他要用的词儿。

一个停顿后，他说，“我很羡慕你们美国的自由。”

“但有些人认为美国人有太多自由了，”

我说。

“那也是美国有那么犯罪的原因之一。

人们可以拥有枪支的自由，而且他们可以有各种奇怪的想法。”

“我想那不重要，”

他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