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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去太多担心政治，他们的能力聚集在理解阅读材料上。

他们倾听诗歌的声音，他们掂量故事中人物的分量。

他们做得很认真———对他们来说，文学不止是游戏，而其中的人物，得像真人一样来评判。

他们学了一段哈姆雷特的概要，之后一个叫莉莉的女孩在日志中回应道：

哈斯勒先生，您喜欢哈姆雷特么？我不敬仰他，不喜欢他。

我觉得他太敏感，而且保守，自私。

他应当把真相告知他亲爱的人，奥菲利娅，请求她和自己一起面对问题，解决问题。

两个爱人应当同担祸福。

还有，我不喜欢他的犹豫。

作为一个男人，他想做什么都应当坚决。

你不可能在牛津听到这样的话。

你不能这么简单地说：我不喜欢哈姆雷特，因为我觉得他这人很糟糕。

所有说的话都应当机灵点儿；你得认识到，哈姆雷特是个文本中的角色，你得按顺序解剖这个人物，一层一层的，不仅是剧本它本身，还要考虑到那些人就这个剧本写过的所有东西。

你得要考虑所有评论家说的话，他们那些渊博的知识以及他们的胡说八道都屁股重重地坐在了剧本上。

你得要考虑这个剧本和当今的潮流，当今社会的事件如何联系。

这个过程当然不无那么一点价值，然而对许多读者来说，到精美洗练的正文开始前，连一个喘口气的休息时间都没有。

在学生时，这是我一直期望的——一个短暂时刻，让一个简单而真实的想法闪过脑际；我不喜欢这个角色。

这是个好故事。

这首诗里的女人很美，我猜她的手指像绿葱般细长。

这是我在做学生时所寻觅的———我想找到那么一些信号，说文学依然可以是令人愉悦的，人们读它是为了享受，而且它本身就很重要，不需理会其政治上的对错；但通常，很难说情况到底是如何。

然而在涪陵，毫无疑问学生们从其阅读中获得享受，而我意识到，直至我人生的终曲，我都要像他们那样对待文学。

有时候，当他们做作业而我望向乌江时，我会微笑着想，在这里，我们都是难民。

他们得以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逃脱出来，而我从解构主义中逃脱。

我们都很快乐，在江边整个涪陵都忙于其生意的时候，阅读诗歌。

我们在十月学的哈姆雷特，此时天气还温暖，而秋季的雨水开始在河谷驻留。

我把班上同学分了十一个组，叫他们花一天时间准备自己的戏，然后他们将在教室里演出。

他们把讲桌推到教室一侧，清扫地板作为舞台。

所有的学生把课桌和凳子挤到教室的后排，从那儿看戏。

表演把他们完全改变了———在课堂上他们羞涩得叫人难受，但戏剧却把一切改变。

每一个手势都夸大了，每一处情感都泛滥；他们的反应动作总是无可救药地过了头，在逐渐习惯了他们的羞涩后，看着他们在光秃秃的舞台上喊叫嘶吼，感觉非常怪异。

有时我想这和传统中国戏的影响有关，在那儿表演总是夸张的，风格化的，但主要原因，可能还是出于释放，宣泄，在这个情感很少开放的社会里。

不管怎么说，看他们演出都是陌生的体验；他们几乎认不出来了，就和这出戏本身一样，同学们和哈姆雷特都在我眼中焕发了新意。

罗杰扮演死去国王的鬼魂，一个咆哮挣扎的鬼魂，头戴一顶圆锥形的中国式的王冠，是他用湿纸加胶做的。

在任何一个哈姆雷特的演出中，基调都是有这个鬼魂定下，而在这里，正是罗杰和他的皇家礼帽———一出丹麦戏中的中国触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