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三四天才恢复过来。

春节里，我们有五个星期的假，从一月份开始。

桑尼要去泰国；诺林选择了南中国，然后去越南。

亚当决定乘船去上海，然后转向南方，去深圳探访安妮。

我计划去贵州山区独自远足，然而我想得越多，就越清晰回忆起那次在新疆搭乘的火车。

我还想到了乌龙的筋疲力尽，而我那舒服的涪陵生活看上去越来越好了。

六个月后，我就将离开这城市。

当假期开始，我发觉，在涪陵的时间有限了，我知道我不会想去中国的其他地方过春节了。

这是中国最大的节日，一次家庭的团聚；涪陵是我的家，所以我留下了。

我每天早早起床，写上三到四个小时。

那是我生活中的英语部分；通常到上午的十点十一点为止。

为了把那语言从脑子里清走，我在寓所里又学习一个小时的汉语，阅读报纸，或者听卡带，之后，我去学生之家吃中饭。

下午和晚上，我走在城市里，经常和朋友们一起吃饭。

廖老师和她丈夫请我去过几次，孔老师也是，而城里还有些人经常请我过去吃饭。

如果没人约我，我会到城里吃，或者返回学生之家，在那里，就像跟朋友一起吃饭。

英语只在写作时候才用到；在那个月里，我说的全都是中文。

后来，我回头看时，那个节日乃是我在中国最喜欢的日子，因为终于的，我的中国生活安定下来了，而我精确地看到我是如何融入了当地的日程生活中。

这一切都属于何伟——没有一个英文系的同事请我过去，或者在假期中跟我发生什么联系。

后来，在那个春天，我才发现这是出于明确的指示，因为从亚当跟我抵达涪陵的那一刻起，系里的权威就告知英语教员，不要和外国老师亲密交往。

就像许多的干部政策一样，它源于一个模糊的，毫无意义的猜疑症，也许，最悲哀的部分是，它非常有效：我跟当地米粉店里没受过多少教育的家庭，比跟说学校里说英文的老师要亲近得多。

但通过孤立我，系里的权威不过是推动我进入另一种状况，而现在，即便他们改变了他们的念头，我也不会拿我的生活来换取用英语交流的友谊了。

在那个节日里，我是城里唯一的外国人，而我也第一次不再觉得孤独。

一群当地的小孩时常跑来我的寓所，因为我的阳台上有一串节日的彩灯，在晚上看来很漂亮，高高悬于乌江上。

有时她们是何丽带领的一群女孩，她十一岁，跟我同姓，叫我哥哥。

其他时候，会有一群野小子，他们跟着王学松，一个九岁的男孩，跟我同楼的。

他和外祖父母，以及他妈妈住一起，她离了婚，而他家的大人严厉警告他不要去骚扰外国邻居。

但小王和我学会了怎么去哄他们；他或者会跟一群别的小孩来，或者他会出门，大声走下台阶，然后转头，偷偷溜回来，轻轻敲我的门。

我喜欢跟他聊天；他会告诉我校园里发生的事情，学校里的生活，还有他班上的胖男孩，那个小孩很被他鄙视，取了个绰号叫蒋介石。

小王喜欢看我的电视，看我的照片，从我的阳台上向人们大叫；我让他想干嘛干嘛。

我怀念我在密苏里家中的外甥侄女，有一个小孩在房子里很好。

小王和我一起在阳台上挂了一百个节日彩灯，现在，夜里你可以从长江上看到它们。

它们花了我们两个小时才安上，之后，作为奖赏，我让小王把所有烧坏的灯泡从六楼往人行道上扔，它们摔得粉碎，很好看。

对于鼓励他的罪行，我不觉得特别愧疚；每次学校的工人来更换我的灯泡时，他们也是这么做的。

而且他们几乎跟小王一样享受，当玻璃在人行道上炸开时，他们都嘿嘿笑。

下城区的涪陵在江对岸的夜里灯火辉煌。

城里的街道上挂满了红灯笼，一排排的彩色灯泡，而所有的树木都被装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