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里打过仗，站死了，在内战期间。

中国有非常丰富的历史，而你若将这些古迹全都保护起来，人们简直无处种田了。

政府对水下博物馆的建议还未做最后决定，不会看来很难同意。

这议题有时在重庆晚报上会有提及，而这份政府运营的报纸总是很小心，提到官员们也考虑另一方案，在大坝建好前，将铭文全部拓印下来。

对官员来说，这无疑乃是更实际的方案。

当地没有那么多资源去建一个水下的宫殿，而白鹤梁对涪陵的普通市民来说并没多大意义。

似乎，最大的可能乃是拓印下铭文，然后送去遥远某处的博物馆，而大水将永远淹没石梁。

专家们预计，在大坝完工的十年时间内，水库的淤泥和沙子将把石梁上1200年价值的铭文永远抹平。

（注：我在网上看近两年的报导，水下博物馆在施工，甚至也许已经完成了，如果报导无误的话。

）

保护石梁并不在当地人的优先考虑之中，这并不出奇，我更讶异于涪陵人似乎对大坝的其他议题也很消极，包括迁居移民的事儿。

除了下城区那儿会建一堤坝外，仍有数量庞大的人们会因新水库而迁移：河东区的居民，白山坪脚下的农民，还有住在插旗山低处的人们。

他们被称为移民，而有些人会被搬到我们校园后的新公寓去住。

这里原先是农田，而原先在这儿的农民，被征了田，给予的补偿乃是打了折扣的公寓房间，或者，也可以选择一份政府的工作，或一次性现金赔偿。

跟我聊的那些人拿到了六万元，而他们所有人的选择都是这个，现金——在涪陵这可是很多的钱了，一份很好的工作带来的年收入水平。

他们还被提供了一份七十元一个月的补助，就他们所关心的来说，这个赔偿安排算很美的了。

毕竟，在过去的十年里，有那么多的中国人离开乡下去寻找城里的工作，要想叫一个农民不做农民，实在不需要花很多钱。

每次我走过那在建的小区时，我见到小店里满满当当的前农民，玩麻将，抽奇声香烟，耐心等待那一天，当大水把他们的新邻居从河岸往高处赶。

有时会有报道说，移民们没有收到他们的补偿金，这经常都是源于腐败的官员们侵吞了资金，这种问题看起来在下游城市如万县尤其严重。

但即便在这种情形中，最普遍的反应也是相当安静的抱怨，而非公开的抗议。

实情乃是，大坝所造成的动荡，对外人来说看似巨大，然而对当地人却不算什么，想想当地的近代史便可知了。

在过去的五十年里，中国经历了解放战争，激进而且灾难性的大跃进，在1958到1961年，文革，以及改革开放。

涪陵和其他的江城还多了一项经历，它们曾是毛泽东三线工程的核心地段，在1960年代，对这地区的影响尤其巨大。

对这项工程的准备起始于1950年，当时毛泽东派邓小平去了西南考察，看看将上海的军事工业转移到四川以及贵州的可行性。

来自美国的核弹威胁触发了这一计划，因为毛泽东对中国高度集中的国防工业受美国打击的关切不断上升。

朝鲜战争使得工程提速了，最终，四分之三的中国核武器工厂被整合到了三线，同时迁来的还有一半以上的航空工业。

在哈里森赛里斯比的“新帝王们”

中描述到，“这好像将整个加州的高科技产业拎起来，整个转移到1880年代的蒙大拿的荒野中去。”

与此相比，将大江变为大湖看似小玩意儿了。

涪陵的经济很多都源于三线的工程，这使得当地人习惯了巨大的改变。

当地的海凌工厂，现在制造民用的内燃机，前身乃是上海迁移来的国防工厂。

几英里的上游处，是川东造船厂，在旧日里，乃是为核潜艇造零件的。

所有当地的长安牌出租车，都由重庆一家工厂所造，其先前的业务乃是制造军用枪支。

自从邓小平掌握权力后，三线的许多工厂都经历了类似的转变，在1980年代，这项目逐渐解体了。

随着中国与外国的关系迅速改善，来自美国的威胁看似不那么重要了（而且，无论如何，把工厂转移到涪陵这种地方，也根本提供不了多少的保护作用）。

三线工程对国民经济一直都是巨大的消耗；在有些年里，中国财政预算的一半都用在了这项目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