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世凯听不下去了，他反驳说：“天下事势，何常只有？各国的立宪，都是因国民有认知而授之与权，而我们是因为国民有这个权利而知道这是应尽之义务，我们的情况和西方是不一样的，不一定要和各国一样。”

至于地方自治，必须先选“循良之吏”

为地方官，“扶植善类，使公直者得各伸其志，奸匿者无由施其技”

，这样就可以打好地方自治的基础了。

两派人在那里争来辩去，谁也说服不了谁，而主持会议的载沣却在会议过程中始终一言不发，而军机重臣瞿鸿禨也没有明确表明自己的立场。

等到大家争得口干舌燥，没什么话说了，载沣才慢吞吞的站起来作了个总结发言，说：“立宪之事，既如是繁重，而程度之能及与否，又在难必之数，则不能不多留时日，为预备之地矣。”

未完待续

一、廷前相争，互不相让（4）

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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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后，载沣便去见慈禧太后，报告会议过程，有慈禧来决定是立宪与否。

据野史《齐东野语》上说，会议结束后，奕劻和袁世凯面见太后并弹劾铁良，说“若不去铁，新政必有阻挠。”

慈禧太后晚年精力不济，很多事情都要依仗这两人，但铁良又是她用以平衡奕劻和袁世凯势力的。

在这种情况下，一向独断专行的慈禧也很烦恼，甚至说：“我如此为难，真不如跳湖而死。”

而会议结束后，京城里谣言纷纷，说什么两派人不但动口，还动上了手，“朝市之间莫不皇皇如，竟有人言戊戌将见者”

，一时间北京空气十分紧张，仿佛要再次发生政变云云。

政变之说，当然是过于夸张，这次廷前相争，也只不过是两派人马的锋芒初试，好戏还在后头。

经过几天的考虑后，慈禧太后调和了双方意见，于1906年9月1日发布了“仿行立宪”

的诏旨。

在诏旨中，既不否定立宪，也宣布马上立宪，而是说“目前规制未备，民智未开，操切从事，涂饰空文。

故廓清积弊，明定责成，必从官制入手。

亟应先将官制分别议定，次第更张，并将各项法律详慎厘订，而又广兴教育，清理财政，整饬武备，普设巡警，使绅民明悉国政，以为预备立宪之基础。”

其实，从总的情况来看，这次会议上倒没有人公开反对君主立宪这种制度，关键问题是什么时机推行的问题－－－也就是说，立宪是远期目标还是近期目标的问题。

另外，在承认当时“纪纲紊弛，百弊俱生”

的前提下，两派人对实行速行立宪的结果也有完全不同的推论。

反对速行立宪的一派认为，一个国家的立宪要取得实效，必须具备一定的条件，如政府对社会的有效控制能力，各种资源（包括政治、经济、文化等）的相对充沛，国民的教育程度，吏治的清廉和有效等。

这种观点姑且称为“条件论”

，他们由此认为，在不具备这些条件就贸然速行立宪，不但事与愿违，反会给国家和民众带来灾难。

更有甚者，他们对改革者的动机表示怀疑，有如荣庆在会议上的讥讽之语。

主张速行立宪的一派也承认当时的现状，但他们反过来认为这种现状是因为没有变革的结果。

因此，只有通过立宪的刺激和引导才能改变这种危机。

而且，速行立宪派对立宪后的推论相对乐观，他们认为立宪制度一旦建立，缓行立宪派说的那些条件是可以在这种制度下逐渐创造出来的。

这种观点也就是所谓的“危机论”

。

从逻辑上来说，这两种观点其实都会陷入一种两难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