次日，继续劳动。

没有一个人和他搭话。

挨到午饭时，他回宿舍见床上放着一张邮政汇款通知单，是盆子从湖滨公社（即原来的城厢区）寄来的，五元钱。

简短附言中说：阿判和纳香人都在苏州治病，住衙门场。

他一方面为纳香人的身体担忧，（料阿判不会有什么大病）另一方面感到这是借此机会暂时离开嘉定的理由。

他拿了这张汇款通知单急奔中队部找迟波，要求请假数天到苏州去探望病中的父母。

迟波从薄薄的近视眼镜片中透出锐利的目光，朝汇款通知单扫了一眼，断然否定了亨元的请假理由：

首先，估计你父母的病不重，否则会拍电报而不是汇款通知单；其次，现在正是农忙季节，劳动任务重，不能偷闲；而最重要的是嘉定事件还没有作出深刻检查，岂能逃避思想斗争。

从中队部出来，他滋生了不告而别的念头，所以没回小队而向徐行方向走去，并且搭上了开往上海北站的公共汽车。

第十二回

花季难得知音何处再会伊人欣闻处世之道实践以退为进

下午三点半，买到了去苏州的硬席车票。

凭车票可买一只免收粮票的半斤重的罗宋面包。

火车车厢里，乘客十分稀少，他拣了一个靠窗口的位置坐下。

不久一位身材苗条、面容姣好的女子坐到了他对面。

耐不住寂寞，她和他搭讪起来。

看他胸前挂的校徽，询问法律学院毕业出来干什么？他虽然在学校里极不得志，但一到校外却颇具优越感。

＂培养目标是高级政法人才！

＂

＂那么，为什么不在校内读书，从嘉定农村里走出来？＂

＂我们在农村劳动锻炼！

＂

＂既然劳动锻炼，怎有余暇到苏州去？＂

＂我父母亲都病了，去探望他们。

＂

＂学校里能批准你出来吗？＂

这句话触到了亨元的痛处，嘴里含糊地说，怎么会不批准？心里嘀咕：这姑娘问题提得真多。

她也自感太多嘴了，于是像老朋友那样与他谈起了家常。

闲聊中亨元得知，她在吴县邮电局当话务员，（他告诉她，自己有个姐姐也是话务员，以示有共同语言）前两天调休，到上海去看她姐姐。

＂上海忒闹猛，住在靠马路的房子里，晚上电车铃叮叮当当响个不停，头胀得横冷横冷，睡不好觉。

＂

谈说中，时间过得很快，已经到了苏州。

双方只得匆匆而别，使亨元遗憾的是，没有和她交换通讯地址，因为他对这位姑娘产生了好感，且自信也获得对方的青睐。

来到衙门场，已是晚上七点。

阿判和纳香人住第一进客厅左侧的厢房。

母亲面容憔悴，不知何故，便中带血，在几个女儿的动员下与阿判同来苏州求医。

阿判的脸色倒不象病人，主要是背上长了个小瘤，他疑心生癌，所以急着来苏州看病。

医生说要开刀，他怕痛，思想顾虑很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