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派理念不同，开始的争吵很快变成了相互的攻击，立宪派说共和派就知道打仗不懂政治，只会破坏不会建设；共和派说立宪派是被荣华富贵腐蚀掉的软骨头，其中马丰被武定国讥笑为“钻裙子的”

，不但马丰本人额头青筋直冒，虽被旁边的同志们拉住还是挣扎着要和武定国决斗，就连一直不表态的刘云也是脸色微变。

刘云和文易私下对此多次交换意见，他清楚知道不但如今权力很大部分来自帝党体系，而且国内的时流革命根本还不得人心，革命现在是不成熟，今后就是有没有必要的问题。

在红旗下成长的同志们不都理解这一点是正常的，但这个时候重要的是不能发生内部的分裂。

他觉得应该做总结发言了。

“同志们，”

刘云环视迅速安静下来的全场，满意地看到昔日训练仍然起着作用，说道：“革命和改革是为了什么？在我们的世界里，新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早做了精辟论断：‘革命，是为了解放生产力。

改革，也是为了解放生产力。

’我们来到这里不是为了个人的名誉利益，甚至做好了必要的时候牺牲生命的准备，因为我们拥有更加伟大的理想：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至于采用革命还是改革，都是实现这一伟大理想的手段。”

“腐朽的封建制度和野蛮的民族压迫必须解除，这是不容怀疑的事情。

但是君主制度还是共和制度，完全是政体层次的问题，和国家的体制没有关系，在我们的世界里，西方实行君主立宪的大有国在，并没有因为君主制度就让他们变得如何落后。

但是，”

刘云表情一寒，“君主只能是一个象征性质的存在，名义上是国家的代表而已。

当然，他如果学习新知，未尝不可以做他力所能及的事情。

比如科学研究——马峰你说呢？”

“啊？”

就这样共和派的意见被刘云暂时压制。

趋向于保留帝制，同时可能别有想法的文易的军政分离案从实际上削弱了“过来人”

中的共和分子的势力。

随着时间推移，因为出入上层社会，周旋于富贵之间，立宪派的声音在“过来人”

为主的禁卫军官团中也日渐变大了起来。

刘云政变后，后党被大批清洗，朝中为之一空，使他在精兵简政之余大量安插了“过来人”

在新的政府架构内负责军政要职。

面对这批志士对于政权的把持，帝党内部存在着不同的意见，随着新政陆续出台，翁同和为首的大部分士绅纷纷反对，他们进一步提出了“尊皇”

的口号，被对方称为“古旧派”

，但是少数，特别是从后党中转化过来，以醇亲王为首的王公及张之洞等洋务派中较为激进的大臣则把政治筹码压到刘云他们的身上。

醇亲王为此曾向光绪奏道：“非刘卿不得保国祚，不从，身后亦未可期。”

光绪对于刘云等人的凡是写“请予准奏”

的奏请都写“阅”

字或者“知道了”

，其他的也极少批驳，至多命其复议，只在刘云等人明确写上：“恭请圣裁”

字样才发表意见，不能说和醇亲王的进言没有关系。

他们希望在变革中转变，仍保其地位，因此极力主张朝廷和志士集团结亲合流，因为邻国日本有“公武合体派”

的称呼，他们也被世人称为“公武派”

。

刘云等人对于用日本的称呼有些不爽，但是不能否认这个称呼也颇为贴切。

处于“义士”

控制下的光绪帝，却变得更加开明，甚至超前。

十七年政变时，宫中太监大部分都是太后一党，因此在扫荡后党的运动中，后党牵连的大部分宦官都被清洗或驱逐出宫，留下的只有几十人，光绪也没有多少嫔妃，于是在光绪十八年下诏遣散内务府，安全工作由直隶总督刘云负责，随后交其奉旨建立的内政部管理，几千年封建宦官制度就这样草草结束了（光绪对于古旧派的今后是否有“秽乱宫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