业试验暨育种基地”

进行作物牲畜的研究工作，她同期毕业的，和她在一个课题组的几个同学，都参加到了这个工作中来。

当然，要取得突破性成果还需要加以时日。

考虑到她不是“过来人”

的身份，虽然她也参加了次谋会议，大家在会议上谈论的时候，就会比较注意不去提及“未来”

以及“上个历史”

发生的事情。

这个并非一条纪律，而是大家都知道而且自然遵守的原则。

出于对女性的“尊重”

婉玲格格的加班努力总是因为大家的劝说作罢，而晚上的次谋会议往往就成为“过来人”

们讨论特别议题的时候。

婉玲格格的加入问题，他的主官田正宏虽然曾经私下揶揄马峰“假公济私”

，但是心中非常欣赏她的才干，也是马峰的第一个支持者。

主抓农业的他深深知道她的工作才是解决农业问题的根本之道，但是起初他上台后面对尖锐的农村问题，这些就显得缓不济急了。

自鸦片战争以及长毛乱党之变后，国家加重了税负，许多地主为了包括满足其吸食鸦片的需要等原因提高了田租，百姓生活更加困苦。

“民为国之本”

，要想治理好帝国，必须解决好农民的生活问题。

因此，光绪十七年田正宏主政以后很快制定了“三三法案”

，其基本内容有三点：第一是中等土地肥力的土地地租不得超过13，第二是各地兴办农会，负责农民和地主的租赁谈判，官府则负责在出现争执的时候作为协调者而非仲裁者出现在召开的三方会议中，负责调和农会和地主的矛盾。

第三条就是规定，土地未经耕种荒芜三年以上的自动收归国有，重新分配给无地的农民。

为了推行新法，田正宏在次谋会议提出要求，并得到大家的支持，还从何新那里要来了一个预备师组成了专门的帝国农业警察（后来在光绪二十年纳入帝国警察总署，改名为农业公署，和廉政公署共同获得“帝国保民署”

的美誉）。

新法不出所料地遭到了抵制，但是几个月内在农业警察将各地几百之多的“恶霸”

（其中不乏身为皇亲国戚者）举行公审，执行了枪决以后，在“霸府”

的刺刀下被强制推行。

纳入编户统计的地主们半数依法降低了税收，小部分的尤其是大地主出卖了土地，剩下的以及大部分土地的新买主，则感到13的地租利润空间不大，不再将土地出租给佃户，而是雇用长工自行组织农业生产。

帝国的佃户家庭人口从光绪十八年春天新法推行前的一亿到光绪二十一年公历新年锐减到大约三千万，同期的农业长期雇工家庭的人口数量则从有一千余万大幅成长为一亿三千万。

农业经济结构得到大幅调整。

全国田赋收入除新法推行的光绪十八年小幅下降外，光绪十九年即得到恢复。

光绪二十年，因夏天少雨，夏粮、早稻小幅歉收，但是秋粮取得二十年罕有的大丰收，当年粮食总产比历史最高的同治七年还要高5％。

漕运的粮船络绎不绝，粮食堆满了帝国的粮仓和军库。

棉花在光绪十八年当年是丰年，十九年天气上属于歉收，但是总产却因为新法有效推行依然上升；光绪二十年（同样是因为天旱）黄淮一带棉花大丰收，这是帝国棉花收购制度推行的次年，因为前一年收购量不大，缺乏准备，许多县的棉花竟然只能临时堆积到县衙大堂（虽然光绪十九年县衙改称县政府，县令改称县长，但是县长大人们处理的工作暂时还没有明显的变化。

县政府大院仍然被习惯的称为“县衙大堂”

）。

工商大臣牛金在执政后，推行币制改革，得到海军大臣张之洞的大力支持。

光绪十八年，牛金设立帝国铸币局，废除了各地奸商铸造的所谓“鹅眼小钱”

、各地流通的各色铜钱以及咸丰年间铸造民间不爱使用的当十以上，重量却相同的“大”

钱。

同年八月，从美国汉立克纳普厂进口的刻字铜模等设备到货，他在采用光绪重宝当十钱，光绪通宝小制钱的基础上，又铸造发行了按照币值大小不一的光绪当五钱和光绪五十钱两种制钱。

光绪十九年，帝国铜元“光绪元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