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顾不上和席尔瓦夫妇过多寒暄，立即请席尔瓦先生更换机油、检查油路和喷油器，并保证注入优质燃油。

这架动力三角翼，发动机和螺旋桨装在机尾；翼面由涤纶做成，喷涂了环氧树脂，强度极高。

这样说吧，哪怕用剪刀去剪，也难以剪破。

伞翼支架用的是钛合金型材；海水中含有大量的盐和酸碱物质，这种环境被称作海洋腐蚀环境，一般的金属材料极易锈蚀。

钛合金材料不仅重量轻、强度高，而且耐受性极强。

机舱原有前后两个座位，现在拆除了后座，再算上其他的拆除部件，空机重量由两百公斤减轻为一百四十多公斤，可以多带40升燃油。

这样一来，飞行器的速度与航程都有所增加。

最大时速可达120公里，续航时间由三个半小时增至八个小时。

理论上讲，够飞达尔文一个来回。

但是，影响飞行距离的因素很多，比如气压、气温、大气密度，风向风速，空中能见度，等等。

尤其途中可能突遇热带暴风雨，那就要被迫偏离航线。

这些都要计算进去，有备方能无患。

为了全力以赴，我没有携带救生物品，只带了手机、备用电池和一些能量棒、一瓶纯净水。

席尔瓦飞行俱乐部拥有相关资质，有权认定小型飞行器是否符合安全标准，并决定是否将飞行器登记注册。

“好在”

席尔瓦先生既是运动员又是裁判员，这架动力三角翼获得了飞行许可，我也拿到了适航证书。

处理完这些，已是正午时分。

掐指算来，从徐晨旭失联到现在，已经过去了三天三夜。

尽管我很疲倦，但是寻找徐晨旭的念头催促我立刻起飞。

按照同事们的预测，接下来，情况将是这样的：我操纵动力三角翼飞上蓝天，进行飞行训练，并不断接近澳洲海岸线。

然后，我通过手机联络后台，请他们向达尔文边防执法单位表明身份，说明我具有合法进入澳洲的签证，持有飞行器驾驶执照以及适航证书。

进入澳洲的理由是，出于人道主义原因，必须尽快和达尔文警方直接联系。

援引国际公约中紧急避险原则，请知会达尔文警方和海岸警卫队，准许我驾驶飞行器入境。

当然，达尔文执法部门也许心知肚明。

我救妻心切，而他们在诸多难言之隐的掣肘之下，无所用力，颇觉惭愧。

出于人道因素考虑，他们应该理解一位丈夫的担当和勇气。

与席尔瓦夫妇挥手示意之后，我按照手机导航提示的航向、速度，驾驶动力三角翼在海面滑行一段距离，便轻快地升入空中。

万里之外，同事们正在南京公司总部为我保驾护航。

我们公司具有良好的声誉以及强大的实力，因而可动用的资源非常充足。

同事们搭建了一个功能强大的信息支援后台，为我提供精确的远程帮助。

丝滑升空，仅仅是牛刀小试。

更加令人惊叹的科技手段随后将大显神通。

根据后台发来的导航指令，我采用螺旋式爬升的方式，而不是以固定爬升方式飞入云端。

这里面有两个考虑，一是向席尔瓦夫妇表明飞行意图，即绕岛训练飞行；二是螺旋式爬升时，三角翼绕圈飞行，机身处于比较稳定的水平姿态，可以借此观察改装效果，同时让人、机互相适应一下。

15分钟后，三角翼已爬升至3000米空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