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一大早上起来，头晕目眩的，但还是得咬着牙去上班啊。

因为是周五，报社在每周的这一天都要开个策划会，研究下一周的版面。

作为一个挂名的副主任，尽管没有说话的份儿，但这个会是必须要参加的，当个牌牌儿也是好的。

报社大楼到公交车站是一千来步，公交车站到报社大楼也是一千来步，中间还有一个十字路口，有个信号灯，带来些色彩上的变化，从红变成绿，从绿变成红，中间有那么一点点儿的黄，稍纵即逝。

都说记者的生活因每一天都是新的而极富挑战性和新鲜感，但其实时间长了也就是这么“一千来步”

，周而复始。

我一边想着，一边从公交车上下来，没精打采地朝着报社走去。

几个工人正在报业大厦的大门口忙活着，在忙活着安装一个小匣子，蓝色的，像公交车上的刷卡器。

走近一看，原来是一个叫“指纹签到仪”

的东西。

“安装这种东西能涨工资吗？”

我指了指那个已经安装到门框上的小东西，与其中的一个工人开了句玩笑。

万万没想到，这个玩笑竟然开得有些大了——

身后突然有人答话了：“我昨天下午在市里开了一个很重要的大会，市长和书记都参加了，上级要求更严格了，上班得签到了。”

我闻声一惊，连忙回过头去，一个头上没有几根毛的中年男人正从门口走了进来。

“您好，黄总编。”

赶紧毕恭毕敬地问了一声好。

其实，这位黄总编并不是报社的总编，只是众多部门主任中的若干分之一，只因资格老而享受总编辑的相应职称和待遇，故名。

但他又特别喜欢人们叫他总编，特别是在酒桌上抑或是在稍有点儿姿色的女人面前，更喜欢有人管他叫总编了。

记得有一次，我跟着黄总编出差，到一个乡镇去采访那种只能说好话不能说坏话的稿子，当然一切顺利，顺利地去，顺利地采，顺利地回来。

但回来后却发现不顺利了，他对我总是横挑鼻子竖挑眼的，让我很是纳闷儿，绞尽脑汁也想不出哪里出错了。

后来，有同事悄悄地告诉我，说是黄总编对我很有意见，在那次出差时当着很多领导人的面称他为主任了。

俗话说的好，经一事，长一智。

打那以后，我在黄总编的面前再也不敢提“主任”

二字，而且在态度上也要显示出十二分的恭敬。

其实，黄总编这个人并不坏，甚至可以说是没有那么多的坏心眼儿，有下面这则故事为证——

大约在二十几年前，有一天，黄总编和另一个部门主任去基层某部门采访。

当时，记者这个职业还不像现在这么臭，还是被人高看一眼的。

因此，盛情难却，多喝了几杯。

在酒精的刺激之下，这老哥俩回到宾馆，躺在床上，聊到半夜时分还没有睡意。

那个部门主任就提议，咱们说说自己的风流往事吧。

对此，黄总编很是来劲儿，便说他先说。

于是，黄总编开始有的也说，没有的也说，添油加醋，如数家珍，讲了足足有半个多点儿。

好了，我讲完了，该你了。

他的悲情故事总算是讲完了。

没想到，那部门主任微微一笑，说，我没有搞过“破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