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语·八佾》有云：“成事不说，遂事不谏，既往不咎。”

许多人都以为，天子曹叡不责司马懿战败与不问罪王凌妄行，乃是基于这种心理，但事实上却是他的权术使然。

他是想借此机会，让这些在外督掌兵权、控制边郡之人出声支持士家改革。

源于魏国乃是兴起于中原腹心的干系，大河以北诸如幽并以及冀州等地是没有士家的，且淮南、荆襄与雍凉三大战区乃如今魏国战事集中地，故而在推动士家的变革中，三大战区的都督是否声援与切实推行变得尤为关键。

其中，荆襄战线不必说。

新到任的夏侯儒性情早就变得谨小慎微，出于天子说什么他就做什么的状态，毋庸考虑他的意见。

雍凉源于地理与羌胡部落杂居的使然，外有蜀时常入寇，内有羌胡部落叛乱或者豪右恣睢，故而驻军是最多的，意见也是最关键的。

天子曹叡不责司马懿的战败，一来是为了维护司马懿的权威，让他在推行士家变革的时候阻力小一些，另一则是让雍凉各部的骄兵悍将莫要再多事——真正要问罪起来，那些以辱骂、鼓噪士卒鄙夷等手段逼迫司马懿出战的将主，也逃不过被罪责。

一场问罪来下，人心惶惶、暗流涌动，自然也就不是能推行士家变革的时机了。

至于淮南~

那便是满宠被召回京都洛阳计议的主要缘由。

自石亭之战后，淮南战区每每爆发战事，都必然要依赖兖豫二州的士家支援；危急之际则是由洛阳中军驰援。

且在洛阳中军轻装驰援之际，亦免不了征发这两个州的士家转运粮秣辎重等。

可以说，若是淮南战区对士家变革阳奉阴违，将会导致这项变革沦为一纸空谈。

不过，还好。

作为酷吏出身的满宠，门第并不高，且出仕以来不治产业、不与高门媾和，并非是苟利其身之人。

亦是在曹真亡故之后，魏国重臣之中天子曹叡胆敢透露心迹之人。

在归洛阳之际，除却正常的聚公卿计议之外，天子曹叡还以私宴的方式召了他数次单独坐谈，先行将有意推动士家变革之事告知了，然后问他的见解。

满宠以为可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