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常洛面前，马堂开始他的表演。

“譬如临清钞关，奴婢试举一例。

若有大商从江南运了价值万两的缎绢到了临清，按例该课税三百两。

但是报关时，可谎报类目、谎报数目。

钞关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便只收三十两。

那大商则可另备百两，上下打点。”

“殿下明鉴！

临清钞关每年往来货船络绎不绝，然每年关银只八万两左右。

陛下派奴婢们出去，就是见不得这些门道。

凭什么该收的税银，十中只能得一？”

“再如开矿。

矿禁虽严，可其利丰厚。

地方大族，往往私采，打点地方，更无课税。

矿禁也不可轻开，只因矿盗哨聚，易于招乱。

然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地方上不少人私采之余，却从不缴矿税，陛下如何能容忍？这才派了奴婢们出去，只允奴婢们开矿……”

朱常洛静静地听着，这些被派出的矿监税使当面说出来，这背后的脉络才更加清晰。

结果也确实佐证了朱常洛的判断。

大明财政的问题很多，但其中有一点是十分要命的，那就是赋税的定额制度。

明初时，经过几年的恢复，田赋收入达到了三千多万石，朱元璋对此十分满意，随后宣布北方各省新垦田地永不加科。

到了后面，更是把每年的田赋定额到了两千七百万石。

从此，大明有了非常稳定的田赋收入。

不论田地规模怎么变化，不论有没有天灾，不论劳力如何增长、耕作水平有没有提高，大明的田赋收入一直在两千七百万石左右。

与之一同贯彻到现在、成为祖训的，就是其他课税也大抵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