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毛看着我，有点发愣。

我也愣了。

大毛是难得的稀客啊，我这是在于什么呢？我如此激烈地批评大毛是为什么呢？我是在报复和打击他！

我有一点儿明白了。

看大毛的样子，他也有一点儿明白。

但是为了什么要打击和报复呢？这就又不明确了。

为着柳思思抑或为着女人这个性别？为着某种一直盼望却又不希望发生的冒犯？为着突然撕裂了我们之间保存完好的某种默契？为着他生气勃勃大大咧咧地所做的一切所说的一切？为着我们骨肉般地相同和仇敌般的不同？

我几乎要哭。

我说：对不起，大毛。

大毛摸了摸我的肩头，说：没事。

稍停，大毛平静地说：我们回去吧，湖边的水气太重了。

我始终还是受不了武汉的气候。

这一次的谈话是我和大毛相识以来最尖锐也是最失败的一次谈话。

我们都感到了流血和疼痛。

比流血和疼痛更使我们难受的是彼此话不对茬。

回到房子里以后，大毛活跃多了。

他和我丈夫开着男人之间粗鲁而健康的玩笑。

他们爬到阁楼上去翻看多年以前的旧报纸。

直到我大声地叫他们下来吃饭。

这时我认识到：有一定距离的，生疏的，萍水相逢的友谊是多么轻松愉快的，没有责任和负担的友谊埃黄昏来临之前，大毛要走了。

原来我是打算了他要住两天的，我甚至已经将客房换上了新的卧具。

散步回来以后，我猜测他不会住下来了，果然就是这样。

在大毛豁朗的自由的姿态面前，我和我丈夫的挽留显得庸俗而多余。

大毛又刮了胡子，洗了脸，西装穿得很有派。

他和我丈夫紧紧地握了一个手，从我家的花园里走了出去。

我丈夫对我说：你去送送大毛。

我跟在大毛的身后送他，送到了花园的篱笆门边。

我止步了。

我穿着一件松垮的灯芯绒外套，手里端着一杯茶。

我想说点什么，可说出来的话，从内容到语气都很像母亲给儿子的，我说：你要多多保重身体埃大毛说：知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