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性

由以上可以看出，照朱熹的说法，有一个个体事物，便有某理在其中，理使此物成为此物，构成此物之性。

一个人，也和其他事物一样，是具体世界中具体的特殊的产物。

因此我们所说的人性，也就不过是各个人所禀受的人之理。

朱熹赞同程颐的“性即理也”

的说法，并屡做解释。

这里所说的理，不是普遍形式的理，只是个人禀受的理。

这样，就可以解释程颢那句颇有点矛盾的话：“才说性，便已不是性。”

程颢的意思只是说，才说理，便已是个体化了的理，而不是普遍形式的理。

一个人，为了获得具体的存在，必须体现气。

理，对于一切人都是一样的；气，使人各不相同。

朱熹说：“有是理而后有是气，有是气则必有是理。

但禀气之清者，为圣为贤，如宝珠在清泠水中。

禀气之浊者，为愚为不肖，如珠在浊水中。”

（《朱子语类》卷四）所以任何个人，除了他禀受于理者，还有禀受于气者，这就是朱熹所说的“气禀”

。

这也就是朱熹的关于恶的起源的学说。

柏拉图在很早以前就指出，每个个人，为了具有具体性，必须是质料的体现，他也就因此受到牵连，必然不能合乎理想。

例如，一个具体的圆圈，只能是相对的而不是绝对的圆。

这是具体世界的捉弄，人也无法例外。

朱熹说：“却看你禀得气如何。

然此理却只是善。

既是此理，如何得恶？所谓恶者，却是气也。

孟子之论，尽是说性善；至有不善，说是陷溺。

是说其补无不善，后来方有不善耳。

若如此，却似论性不论气，有些不备。

却得程氏说出气质来接一接，便接得有首尾，一齐圆备了。”

（《朱子全书》卷四十三）

所谓“气质之性”

，是指在个人气禀中发现的实际禀受之性。

一经发现，如柏拉图所说，它就力求合乎理想，但是总不相合，不能达到理想。

可是，固有的普遍形式的理，朱熹则称为“天地之性”

，以资区别。

张载早已做出这种区别，程颐、朱熹继续坚持这种区别。

在他们看来，利用这种区别，就完全解决了性善性恶之争的老问题。

在朱熹的系统中，性与心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