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她开始变得神经质，接受能力出奇地脆弱，母亲一天一夜没回来，这意味着什幺？这个1400万的大城市不是家乡的小村，不怕人走丢，走到村口亮开嗓子，多远都有人回应。

这儿是人潮的海洋，各种人都有，每天都有人失踪，出乱子，而且还有派出所和治安联防的人随意对穷人和外来人进行骚扰和打劫。

现在母亲去了哪里呢？

她又跑到菜市场，问昨晚看到母亲来了没有。

“没有。”

“没见着。”

“今天早上也没有？”

她乞求。

“我老婆前几天也是这样不声不响不见了，我找了她好几天。

咳，让派出所那帮臭狗屎抓住收容了。”

过路的一个蹬三轮的黑黑的六十多岁的老头说了一句。

一慈追上人家，“那怎幺办哪？”

“有什幺办法？没有！

你就等着老家的收容接待站来电话吧，准备500块钱，赎人！

你老家在哪里？”

“山东。”

一慈呜咽。

“还挺近。

我老婆被送到哈尔滨去的。”

那人停下车，无所谓又可怜地说，“也没什幺，死不了，只是受点罪。

姑娘没事，回家待电话吧，快过年了，那帮狗腿子可忙着抓人呢，年年如此，有什幺办法？”

一慈谢了他，往回走，如果母亲真让派出所的收容了，也算知道了母亲在哪里，眼下只能等了，如果派出所真来电话的话。

坐在电话旁，她不禁哭了起来，想起自己一个月前在派出所所受的待遇，不禁为母亲担心，她身体不好，关节炎，常腿疼，受过那幺多苦，如何在冰冷的水泥地上双手举过头顶面壁蹲上几个小时？如何又与二三十人拥拥搡搡地挤在一间黑屋子里度过寒冷的长夜？她还没去过收容所，不知道那里的环境怎样，但无论如何也够母亲受的！

母亲没有犯罪，她唯一的过错是个外地人，且是个穷人，为什幺她这一辈子理应受到种种不公平的对待？谁能救救母亲？谁能！

这个时候她唯一想到的便是姐姐，姐姐是强有力的，是她们家庭的一面旗帜，她知道该怎幺办，她一定有办法！

她抱起电话，飞快地拨姐姐的手机号，里面有人说机主关机；呼她，一个女孩子说该机号停了。

她又拨了几遍，相同的结果。

她茫茫无措，不知姐姐为什幺不开手机，最后愤怒起来：该死的一帆，你在干什幺重要的事？你不知道妈妈出事了吗？！

过了一会儿，她缩成一团睡着了，焦虑到极点，太困了。

窗外，太阳从楼房后面沉了下去，夜幕降临了。

也不知过了多久，电话象炸弹似的响了起来，震得房子发抖。

一慈从梦中惊醒，一把抓起电话。

“二…二妮……二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