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sp;&esp;四、对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借鉴和扬弃

&esp;&esp;怎样对待西方经济学，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必须回答的问题。

西方主流经济学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根本区别在于立场和认识论的分歧。

前者维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其经济制度，其认识论是唯心主义的先验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揭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矛盾以及其必然灭亡、必然为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取代的发展规律，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揭示在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经济的发展规律，其认识论是辩证唯物主义的实践论。

当然，西方经济学在其发展的几百年间，也提出了不少反映社会化大生产规律以及经济发展规律的观点和认识，采用了统计学以及数学模型等现代方法来描述经济活动，建立了适应这种“精确化”

研究的分析框架和研究范式，形成了一套比较成熟的话语体系，加上西方国家的文化软实力，特别是美国在世界上的霸权地位，使这一套经济学学术体系风靡全球。

中国经济学研究在西方经济学学术体系的强烈影响之下，要想走出一条反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规律的、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的理论发展道路，确实任重道远。

&esp;&esp;在对外经济关系领域，西方学者把各种经济学流派中有关对外经济和世界经济的分析和理论拼凑为“国际经济学”

，并作为大学教科书和知识体系广为传播，目前我国高校中广泛使用的《国际经济学》教材基本上是这种知识体系的介绍和解读。

其中，有反映古典经济学的比较优势理论、要素禀赋理论以及该流派的后来继承者产品生命周期理论、规模经济和不安全竞争理论，以及国际直接投资理论等；有反映新古典经济学的世界市场均衡理论、汇率理论、国际收支理论等；有反映把各种经济学流派（包括凯恩斯经济学和新自由主义）加以综合的理论内容，如关于贸易政策、关税同盟、区域经济一体化、经济全球化和国际经济政策协调等的理论。

从中国改革开放的实践来看，这个体系中可以启发我们思考的内容不少，而且有些概念也为我们所借鉴和吸收，如“比较优势”

和“经济全球化”

等，但总体来看，可以用来解释中国对外开放发展的理论则很有限，可以用于指导我们实践的理论则几乎没有。

在我们的政策语言中，与这个知识体系有关且使用频率最高的是“比较优势”

，但我们政策语言中的“比较优势”

与李嘉图的“比较优势”

也是不同的，后者说的是两个国家、在两种相同产品的生产中，都不具备生产率优势的一国可以选择劣势较少的某一产品来开展国际贸易，赢得专业分工的利益。

而我们讲“比较优势”

，首先是一种工作状态和动员，既包括发现“绝对优势”

（你无我有）、要素禀赋优势（你少我多），又包括创造竞争优势（你有我优、我廉）。

所以，我们讲“比较优势”

，已经是一种演绎和发挥。

再如，贸易投资自由化、经济全球化这些理论概念，在西方经济学教科书中，虽然有解释经济发展和世界经济发展趋势的一面，但它们是不讲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它们只讲让渡国家主权，只讲贸易投资自由化、经济全球化对各国经济福利的增进，不讲经济金融风险，因此有很大的局限性甚至欺骗性。

一旦发现发展中国家参与经济全球化也可以得到好处，原来拼命鼓吹贸易投资自由化和经济全球化的人就会马上提出“去全球化”

和“世界经济再平衡”

理论，完全暴露了鼓吹这些理论的人的实用主义和机会主义的立场。

&esp;&esp;在其他国际贸易和国际投资理论中，绝大多数是以西方国家，特别是西欧国家和美国的实践为依据的，例如相互需求理论、产品生命周期理论、规模经济和垄断竞争理论、企业优势理论、内部化理论和交易成本理论等，都只能解释发达国家贸易和相互投资的发展，而不解释（也不能解释）发展中国家发展贸易投资的经验。

涉及发展中国家对外经济问题的成熟理论很少，而且也很陈旧，例如“中心—外围”

理论、资金外汇两缺口理论等。

&esp;&esp;西方国际经济学把新古典经济学的一般均衡理论扩展到世界经济领域，形成的所谓世界市场均衡理论是最缺乏科学性的。

它宣扬资本主义经济通过自由市场可以达到均衡，在国内市场上靠价格来调节，在世界市场上靠汇率来调节。

因此汇率理论和国际收支理论是西方国际经济学宏观理论的核心。

随着西方国家以美元为中心的固定汇率制度的破产，世界市场均衡理论遭到无情讽刺；随后浮动汇率理论登场来修补均衡理论。

20世纪80年代美国依据这个理论来压迫日元、德国马克升值；21世纪初又压迫人民币升值，认为这样可以达到世界经济平衡。

但事实上却与美国的愿望完全相反，日元和马克升值并没有导致日本和联邦德国对美国贸易顺差的减少，人民币升值也没有使美国贸易逆差下降，这种浮动汇率理论实际上已经破产（见表2与表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