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的忍耐虽属举世无双，可是他的“无可无不可”

享盛名尤为久远。

这种品性，吾深信又是产生于社会环境。

下面有一个对照的例子，故事虽非曲折，却是意味深长，堪为思维。

吾人且试读英国文学里汤姆•博朗（tombrown）母亲的临终遗训:“仰昂你的头颅，爽爽直直回答人家的问话。”

再把中国母亲的传统的遗嘱来作一对比，她们总是千叮万嘱地告诫儿子:“少管闲事，切莫干预公众的事情。”

她们为什么这样叮咛，就因为生存于这一个社会里，那儿个人的一些权利没有法律的保障，只有模棱两可的冷淡消极态度最为稳妥而安全，这就是它的动人之处，此中微妙之旨固非西方人之所易于理会。

据吾想来，这种无可无不可态度不会是人民的天生德性，而是我国文化上的一种奇异产物，是吾们旧世界的智慧在特殊环境下熟筹深虑所磨练出来的。

滕尼（taine）说过:“罪恶和美德为如糖与硫酸之产物”

使非采取这种绝对的见解，你不难同意于一般的说法，谓任何德行，如容易被认为有益的，则容易动人而流行于社会，亦容易被人接受为生命之一部分。

中国人之视无可无不可态度犹之英国人之视洋伞，因为政治上的风云，对于一个人过于冒险独进，其险恶之征兆常似可以预知的。

换句话说，冷淡之在中国，具有显明的“适生价值”

中国青年具有公众精神不亚于欧美青年，而中国青年之热心欲参与公共事业之愿望亦如其他各国之青年，但一到了廿五至卅岁之间，他们都变得聪明而习于冷淡了。

（吾们说:“学乖了。”

）中国有句俗话说:“各人自扫门前雪，莫管他家瓦上霜。”

淡淡之品性，实有助于圆熟的教育。

有的由于天生的智质而学乖了，有的因干预外事而惹了祸，吃了一次二次亏而学乖了。

一般老年人都写写意意玩着不管闲事的模棱两可把戏，因为老滑头都认识它在社会上的益处，那种社会，个人权利没有保障;那种社会，因管了闲事而惹一次祸就太不兴致。

无可无不可所具的“适生价值”

是以含存于个人权利缺乏保障而干预公共事务或称为“管闲事”

者太热心，即易惹祸之事实。

当邵飘萍和林白水——吾们的二位最有胆略之新闻记者——一九二六年被满洲军阀枪毙于北平，曾未经一次审讯，其他的新闻记者自然马上学会了无可无不可之哲理而变成乖巧了。

中国最成功的几位新闻记者所以便是几位自己没有主张的人。

像中国一般文人绅士，又像欧美外交家，他们方自夸毫无成见。

不论对于一般的人生问题或当前轰动的问题，他们都没有成见。

他们还能干什么呢？当个人权利有保障，人就可变成关心公益的人。

而人之所以兢兢自危者，实为诽谤罪之滥施。

当此等权利无保障，吾们自存的本能告诉我们，不管闲事是个人自由最好的保障。

易辞以言之，无可无不可本非高尚之德性而为一种社交的态度，由于缺乏法律保障而感到其必要，那是一种自卫的方式，其发展之过程与作用，无以异于王八蛋之发展其甲壳。

中国出了名的无情愫之凝视，仅不过是—种自卫的凝视，得自充分之教养与自我训练，吾们再举一例证，则此说尤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