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sp;&esp;那年的11月27日，我生下了孩子，男孩，取名叫南造鬼雄，对外宣称纪念那个殉国的丈夫武藏鬼雄。

阮美云和我同一天分娩，也是男孩，取名叫黄正，据说是纪念他们夫妻一个很好的朋友。

之后研究所接到消息，在这同一天，皇族的一个大人物也做了父亲。

&esp;&esp;大人物的儿子与我及阮美云的孩子，尽管都在同一天出生，但他的这个有先天缺陷的孩子，却让整个大日本帝国为之兴奋。

我与阮美云所生下的健康强壮的孩子，却无法看到清晨的第一抹阳光。

&esp;&esp;也是因为这位大人物有了这个先天缺陷的儿子，才有了九日研究所之后的“替代品”

计划。

计划里的替代品中就包括了我与阮美云的孩子。

我与阮美云，两个极其巧合同年同月同日生的女人，又因为我们同时在一个不合适的日子生下了孩子，命运紧密相连。

&esp;&esp;替代品计划

&esp;&esp;1939年1月初的一个早上，和往日一样是个极其寒冷的清晨。

外面的世界被大雪包裹着，或许，银装素裹分外妖娆。

可惜的是，我们生活在地下世界，不能见到。

&esp;&esp;那天早上有四辆卡车驶入九日研究所，从卡车上被带下来的依然是远山战俘营中囚禁的中国士兵。

他们被送到九日研究所，是用来进行活体实验的。

在我们大日本帝国的军人眼里，他们根本不算人类，不过是一些和我们外形大同小异的低等动物而已。

用土肥长官的话说：“这些战俘和外面世界的那些支那人比起来，还算为这个文明世界的进步做出了一点贡献。”

&esp;&esp;出乎意料的是，竟然还有十个粗胳膊肥臀的妇女，以及数十个还在襁褓里的婴儿，一起被送进了九日研究所，当时我已经能够起身走动及工作，跟在土肥长官身后，目睹了这些婴儿和妇女下车的整个过程。

聆听着婴儿的哇哇哭声，一种不祥的预感在我心底浮出，我低声问道：“土肥长官，这些孩子和妇女难道也是实验品吗？”

&esp;&esp;土肥长官那天明显特别兴奋，微笑着解释道：“他们应该被称呼为幸运儿，他们中的每一员，以后都有可能幸运地成为我们大日本皇族的一员。”

&esp;&esp;“大日本皇族的一员？”

我疑惑不解，追问道，“意思是说他们是从本土带过来的？”

&esp;&esp;土肥长官摇摇头，可能认为和一个立场并不坚定的下属透露太多情报，并不合适，便没有理睬我了，径直往旁边走去。

&esp;&esp;那天下午召开了一个紧急会议，会议上，松下幸太郎先生出现在九日研究所。

松下先生是国内一个大财团领袖人物的胞弟，在德国长大，据说是爱因斯坦先生的学生。

在这个紧急会议上，松下先生首次提到了“替代品”

方案，也是因为这个方案，让我第一次有了想要背叛族人的念头。

&esp;&esp;替代品，是为日本国内的那一位大人物产下的有先天缺陷的孩子，物色替代躯体的计划。

计划具体方案是：在满洲寻找到三十一个和大人物的儿子在同一天出生的婴儿，集中收养起来，并给予良好的营养补充以及身体的锻炼。

如果大人物的那孩子不能顺利长大，那么，在他夭折之前，九日研究所便会尝试让这大人物的孩子与这三十一个中国男婴，进行合体实验。

也就是说，这三十一个男婴的身体，都有机会承载那位含着金钥匙出生的、有着先天缺陷的孩子的思想与意识。

&esp;&esp;听完这个计划，我后背上直冒冷汗。

如果是在一年前，我尚在特高课工作时，应该会认为这是个多么伟大与崇高的计划。

可此刻，我已经是一位孩子的母亲，这么残忍的替代品计划，我接受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