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sp;&esp;曹正：南造云子：帝国之花

&esp;&esp;凋谢

&esp;&esp;我进入到九日研究所的第一天就认识了阮美云。

&esp;&esp;之前我的职务是大日本帝国特高课特一课课长，13岁从军，在日本神户间谍学校学习了四年，后加入陆军军部实习两年。

&esp;&esp;汉语、英语、射击、爆破、化装、投毒，这些都是作为一个间谍人员必须要掌握的科目，而我这种女性特工，甚至还要学习一些作为女性羞于说道的本领。

1931年，也就是19岁的那年，我被送到中国南京，做潜伏工作。

几年里，为大日本帝国也算有所奉献，得到过一些嘉奖，并与川岛芳子一起，被称为帝国之花。

不同的是，她是军部直属的特工人员，而我隶属特高课，我的直系上司就是关东军三羽乌之一的土肥原一郎。

&esp;&esp;但我毕竟年轻，正如中国人所说的，正是如花似玉、情窦初开的时候，即便我从小被灌输着为帝国奉献一切的信仰，可以没有廉耻，可以没有尊严，哪怕付出生命，也要捍卫大和民族的利益。

然而，在1936年的一次任务中，我无可救药地爱上了一个中国军人。

然后，我没能控制住自己，为了他做出了一些愧对于祖国的事情，行动也以失败告终。

&esp;&esp;按理说，我是要被送上军事法庭的，但我的老师土肥原一郎以九日研究所急需人才为由，把我调到了这远山深处。

当时是1938年2月，我们驱车从奉天开往远山的几个小时车程里，土肥长官没有和我说一句话，始终锁着眉。

一直到安排好我的房间后，土肥长官才支开其他士兵，意味深长地对我说道：“云子，过去的就让他都过去吧！

我们日本的男人优秀的也不少，战后我亲自给你在军部高层找个好的归属。”

&esp;&esp;我无言以对，只能默默地点头。

&esp;&esp;当晚接待我的宴会上，我便认识了阮美云——一个柔弱却又倔强的中国女人。

她跟随丈夫坐在餐桌上，席间一直沉默不语，倒是她丈夫黄碧辉卑微客套得让人有些反感。

于是，我很细心地观察着阮美云：白净的脸庞，齐耳的短发，那高耸的鼻梁上有一些小小的雀斑，让人感觉很亲切。

&esp;&esp;黄碧辉在宴会上刻意地与我套着近乎，他也看出我在土肥长官面前有一定分量，尤其在听说了我以前的职务后，黄碧辉端着酒杯频频地向我敬酒，并询问道：“南造长官芳龄几许？”

&esp;&esp;我微微地笑了笑，用中文回答道：“谈不上芳龄，二十六了。”

&esp;&esp;黄碧辉一听，很兴奋，连忙指着身边的阮美云说道：“南造长官中文说得很流利呀！

我妻子也是二十六岁，1912年出生的。”

&esp;&esp;我随口问道：“1912年几月？”

&esp;&esp;黄碧辉回答道：“1月21号。”

&esp;&esp;我的心猛地一震，没想到她居然和我同一天出生。

但职业习惯使我终止了这个话题，身为一个特务人员，隐私及身份资料不允许随意透露给外人，甚至包括我“南造云子”

这个代号后面的真实姓名。

&esp;&esp;接下来的几天，我每天跟随土肥长官在九日基地里巡视，听他讲解九日研究所的研究项目。

可是，在他很是平静地描述九日研究所各种项目的同时，我的心却一而再，再而三地往下沉。

在我之前的秘密工作中，我是因为有信仰：相信这场圣战的伟大，才甘愿做一干平常人所不屑的事。

这么多年的间谍生涯，我始终相信着大日本皇军是为了整个大东亚共荣而努力的，就算我们和中国政府在进行着一场血腥的战争，我和一干战友们都觉得：我们是在敲醒这个泱泱大国，征服后再凝结成一股更强大的力量，抵御西方列强。

&esp;&esp;而九日研究所所从事的实验，却让我从内心深处感到害怕和惊恐，甚至怀疑我一直以来的信仰，连带着感觉这个看上去貌似慈祥的土肥长官，面目也变得狰狞起来。

九日研究所坐落在远山丛林深处，十多年前，军部曾发现有一种可以让两个完全不同的生物融合到一个躯体里的奇怪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