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在长期的战争环境下，从来就把清理内部，纯洁组织看成是一项事关革命成败、胜利果实能否保持的极为重要的问题，建国后，这又作为一项成功的经验加以继承与发展。

事实上，建国后在党和军队国家机关的清理本身都是历次政治运动的重要内容。

1952年3月刘少奇在向苏联大使通报情况时说：

审视出现的形势，党中来采取了清理党的队伍的坚决措施。

所有犯有贪污、腐化、官僚主义罪行的人，都被我们清除出党。

如果必要我们还不就此罢休。

我们把所有这些人清除出党，用忠诚可靠的人加强党的队伍，用来自工人阶级、贫苦农民一方的积极份子和生产突击手补充党的队伍。

我们把严重腐败份子、贪污盗窃份子送上法庭，关入劳改营，投入监狱，而查明的罪大恶极份子则被枪毙。

随着这一运动同时还查明，解放战争时期投靠我们而很少经过考验的那部分党的工作者，在很大程度上同我们在思想上格格不入，他们当中有的是地主、富农、商人、国民党份子等人的子弟。

这部分人在思想上同民族资产阶级接近，所以他们一同民族资产阶级接触便产生了共同语言，走上了同民族资产阶级完全合作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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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据董必武向苏联大使说，在清理过程中，尤其要对1947年以后入党，进入党政机关的所有人员重点进行审查，“清理非常慎重。

那些过去有不大的反革命罪行而后来参加了革命的人员仍留在原来的岗位上工作。

对有怀疑的人员进行隔离审查。

查明的敌人将被逮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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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在列宁主义党的角度和立场，特别是鉴于当时两大阵营冷战对峙的局面，执政党加强内部的清理是符合其革命逻辑的。

但是进入50年代，国家毕竟进入了和平建设时期，继续沿用战争年代的思维，将不可避免导致在“对敌斗争”

的政策和实践上的“扩大化”

。

更重要的是，这种由对“敌情”

过份估计而产生的极左的“纯化观”

，它所造成的影响是全局性的，这尤其表现在50年代初对各地原中共地下党员的歧视性打击方面。

中共广东地下党在1947年成立的“人民解放军粤中纵队”

，拥有一万多人，内有大量的知识份子干部，这支部队为迎接解放军南下，作了大量工作，但在建国后其成员普遍被视为是“可疑份子”

。

中共华南分局领导人陶铸认为，“地方武装不纯”

，“过去参加革命的人大多是地主、官僚资本家家庭出身的人”

，其结果是，原广东地下党中的许多人都被清除出党，或被戴上“地主”

的帽子，少数人甚至被枪毙＇　＇。

而南方地区那些在革命胜利前夜参加迎接解放工作的原国民党军政人员，更被普遍视为是“投机革命”

、“混入革命的反动份子”

而在镇反等运动中受到惩办。

1949年，湖南常宁有一支“在共产党领导下的”

，由在乡旧军官和士绅为首组成的“湘南游击队一纵一支队”

，该民军结合其他几个进步组织，“不放一枪，未损一物”

，在中共南下工作团和解放军尚未踏进常宁土地之前，就和平解放了常宁。

但解放后，除“司令”

一人暂时留用，参与起义的旧军官和士绅则基本上都被当成是“反革命”

而遭到镇压，　“直到改革开放后方被承认对革命事业的贡献，得到平反，恢复名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