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是全党公认的理论家，但在中国，唯有毛才是革命的最高代表和新概念的创造者。

例如，我们看不到毛之外的其它领导人有什么“理论著作”

，就连号称“理论家”

的康生，在建国后也没写过一篇“理论作品”

。

如果仅仅是工作中犯了“错误”

，改了错误，重新跟上毛的步伐，也就可以了。

麻烦的是，刘少奇要搞出具有自己特色的新式样，这才是真正“有事”

了。

1962年，为了要从认识论的高度解释困难时期全党犯错误的原因，刘特地把自己抗战时期的旧作《人为什么会犯错误？》重新翻印，发给高级干部阅读，毛迅速作出反映，几个月后，1963年初，毛针锋相对写出《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如此等等，刘的任何一点和毛相异的观点都有可能被放大，被解读为“离经叛道”

。

再有，就是刘少奇有意无意中触犯了党内高层政治生活的“潜规则”

。

刘在1964年的“四清运动”

中风头太健，当年夏，刘携夫人王光美去了14个省市巡回演讲“桃园经验”

，刘则一路开讲“两种教育制度两种劳动制度”

，在中共党内，由领导同志坐镇，陪夫人巡回做报告，这是第一次。

毛从没这样做过，他最多是在文革前出席观看过几个由江青指导的“革命现代京剧”

，周恩来更不会坐镇现场让邓颖超做报告。

更为严重的是，刘在1964年8月初又说了一些“犯忌”

的话，诸如：不蹲点不能做中央委员，开调查会过时了，因为基层干部不会在会上讲真话等等。

“开调查会”

是毛在革命年代所发明的一种工作方法，党内大大小小的干部都知道，如今刘却直言毛的这一套“过时了”

，尽管刘说这些话不一定有针对毛的涵意，却极容易造成误会，被认为是“贬低毛”

。

前几年出版的王力的回忆录提到，当刘少奇在1964年8月初的北京干部大会上说了那些犯忌的话之后，江青跑到毛面前哭诉告状：斯大林死后赫鲁晓夫才作秘密报告，现在你还没死，人家就作公开报告了。

无疑，江青的这番话对毛产生了严重的影响。

这一年刘“挂帅”

领导“四清运动”

，一声号令，150万干部下乡蹲点，刘的威望之高，动员能力之大，都使毛产生警觉。

老人家的隐蔽的世界，他的同志们很难猜度，只有极个别的人才多少有些领悟，但在1965…1966年上半年这个微妙敏感的时刻，他们都不愿也不敢去影响他的决定。

毛的那些高级同事们虽然知道一年来毛对刘少奇的不满，然而十余年前高岗反刘的下场给他们留下了太深的印象。

他们谨言慎行，谁也不愿涉足两个主席间的矛盾。

林彪在他的读书杂记中告诫自己，勿忘“古策”

——“主先臣后，切勿臣先抢先”

，也就是决不先出头，“毛主席怎么说，我就怎么做”

。

康生在这类问题上也是“九段高手”

，几十年来一直对刘少奇毕恭毕敬，六十年代初，还主动请缨，要为刘编《选集》，即使在他个人大出风头的1966年5月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康生也顾忌良深，他在大力歌颂毛的同时，也不忘检讨自己在历史上犯下的反对刘少奇的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