愧疚感，他们在非常困难的形势下，承担大量繁重的具体工作，努力恢复常规，秩序，挽救国民经济，把毛搞大跃进的一套（用群众运动和阶级斗争的方式搞建设）束之高阁，或悄悄做了转换。

刘少奇等还对内调整阶级关系，安抚知识分子和原工商界人士，给被打成“彭德怀分子”

和“右倾分子”

的几百万干部平反，并着手准备给1957年被打成右派的人搞“甄别”

；对外希望缓和和苏联的紧张关系，调整和周边国家的关系，减少过量的对外援助；刘少奇等为了维护毛的领袖威信，对特大困难的解释是“自然灾害”

和“苏修逼债”

（我记得当时小学老师说，猪肉是给苏联还债了）；刘宣布，大跃进不搞，但保留“三面红牌”

的牌子；其它人都可平反，彭德怀等四个人不平反，刘在“七千人大会”

上说，彭德怀给毛写的信没问题，彭的问题是“里通外国”

。

刘少奇本是想为毛开脱，当然也是为他自己开脱，却把问题搞的曲曲弯弯，反而使自己不能理直气壮。

刘少奇可能以为毛是会领他这份情的，谁知情况并没有这么简单，毛对刘很是不满，毛判定，神州开始“有事”

了。

因为在毛看来，造成经济困难的原因就是“自然灾害”

和“苏修逼债”

，最多再加上一个“没有经验”

。

毛认为“三面红旗”

是正确的，“右倾分子”

不能一风吹，“右派”

更是不能平反。

毛坚信他和大跃进并没有错，反右运动更不错，大跃进就是多付出一点学费，是一个指头和九个指头的问题，有些损失不算什么，关键是六亿人口的国家不能泄气。

和刘相比，毛是一惯性到底，绝不松口，刘少奇在七千人大会期间说“责任田是走资本主义路”

，又默任下面搞“三自一包”

。

当然刘少奇这么说，这样做都是有难处的，因为在刘的上面有毛这样的强势领袖压着，而且多年来的极左已使一部分同志的思维完全僵化了，极左的一套积重难返，刘少奇必须考虑到转弯子不能太快，可是这样一来刘也就使自己进退失据了，缺少了一个负责任的政治家应有的一惯性了。

就在这前后，一些特别敏感的现象也发生了，使毛泽东受到更大的刺激：1961年4月，发生了“录音事件”

（即文革中广为传播的“窃听器事件”

），使毛极为震惊，但在当时，只是由中央书记处对有关部门的几个工作人员进行了处分，毛在震怒之余对此事并没有加以深究，中央办公厅的负责干部在事后继续留任原职。

但此事的后果十分严重，联系到刘少奇在“七千人大会”

前后的一些说辞，诸如：“三分天灾，七分人祸”

，“这一代不揭，下一代揭”

，“我当国家主席出了这种事”

，“现在是非常时期”

，“恐怕不能再说一个指头和九个指头”

等等，毛对中国党内是否有人也想仿效“赫鲁晓夫作反斯大林黑报告”

的警惕大大加强，而毛的被伤害的感觉也更加强烈。

与此同时，思想文化界出现了一些针贬时弊的作品，例如邓拓等的《三家村札记》和《燕山夜话》等；一些高中级干部通过不同的方式，呼吁要为彭德怀平反；1962年8月初，刘少奇《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再版，全党开始学《论修养》，毛面临着建国以来最大的压力，刘少奇的威望急速上升。

毛的反映是“硬着头皮顶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