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党纪处分。

有意思的是，被苏联人视为“反苏分子”

的康生此时也成了中苏友好的捍卫者。

苏联人对康生知之甚详，此公在1933－1937年旅居莫斯科时，也位居“国际主义者”

之列，但返回延安后，逐渐与莫斯科离心离德，尤其在整风运动中大整王明等“国际主义者”

，搞得王明等叫苦连天。

苏联驻延安观察员把这一切都密报回国，莫斯科对康生恨之入骨，无奈康生属毛营，莫斯科手再长，也伸不到延安，对康生竟也毫无办法。

几年后形势大变，毛审时度势，在需苏联支持的时候，康生已不适合再出头露面。

康生识趣，主动提出要下乡搞土改，于是先在晋西北、后在胶东搞了一场极左的土改。

1949年，康生成为中共山东分局第一书记，但毛却有意让康生这个老政治局委员受中央委员、华东局书记饶漱石的全面节制，搞得康生长吁短叹，极不舒坦。

康生虽然很不得志，但在山东却仍然是说一不二的人物。

1948年春，刘顺元被调入山东，先被任命为中共华东局宣传部长，继之又被委任为中共济南特别市市委书记。

康生初对刘顺元颇为客气，甚至还在会议上表扬刘顺元敢于在旅大顶苏联人，很有骨气。

但是，到了1948年11月，刘少奇的文章发表之后，康生对刘顺元的态度马上转变了，不仅处处打击刘顺元，还在背后骂刘顺元是“反苏分子”

。

1949年10月，苏联名作家法捷耶夫、西蒙诺夫率代表团访问中国，此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后访华的第一个苏联大型代表团，刘少奇亲自布置有关参观访问日程和所有细节，议程中法捷耶夫、西蒙诺夫代表团要访问济南，北京命令刘顺元必须回避，并需写出书面检讨，交苏联代表团带回莫斯科。

康生得知北京信息后，马上开会，以“反苏”

的罪名，宣布撤销刘顺元的济南市委书记的职务。

然而颇为蹊跷的是，正在热情准备迎接苏联代表团的康生，在代表团抵达济南和在济南逗留期间，竟忽然“生病”

了。

显然，不管康生如何使出全身解数向苏联人大献殷勤，也是白搭，因为毛知道，在斯大林的帐本上，康生早已是一名“臭名昭著的反苏分子”

。

不管他给斯大林大元帅送的象牙雕多么精美（康生请代表团转送给斯大林的象牙雕，“装有一直径10公分许的玲珑象牙花球，该球自表至里共雕透20层，每层均能转动，每层均雕有异常细致的花眼。”

），在斯大林的眼里，康生还是一个可疑人物！

接下来的情况是，在建国初“斯大林──毛泽东”

的一片欢呼声中，“国际共运的老战士”

康生下岗了。

康生只能蜷在青岛的海滨别墅和北京医院里吟诗作画，苦捱日子。

就党内地位而言，刘顺元不可与康生相比。

康生虽被暂时打入冷宫，但他的政治局委员的头衔仍然保留，刘顺元则需要为中国革命的最高利益作出个人牺牲。

1949年12月下旬，刘顺元奉命进京听取中央领导人的指示，刘少奇在中南海接见了他，对他讲了一番“加强中苏友好”

的道理。

刘少奇说：搞好中苏关系，是我国目前的最大利益所在，是头等的政治问题，所以我找你来，不是劝说你，而是命令你，从搞好中苏两大党、两大国关系的高度，认真地写一份检查。

听了刘少奇的话，刘顺元已完全清楚，“为了照顾与苏联的关系，我以后不能再受党重用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