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六十年代的音乐传播方式主要依赖于广播，也能刻录成唱片，只是相对来说会很麻烦。

郑家明对这些不是太过了解，因此想要完全托管。

“劳先生您多费心。”

“哦？你就不怕我信不过？”

“您要是信不过，那我就没信得过的人了。”

先生和他开玩笑，他便也恭维了几句。

不说是人家引他上路，愿意帮助自己，这份恩情就已经值千金了，却说他想要在这条路上走的更顺畅，还是要找个山头靠。

“另外，《我和我的祖国》这首歌，所得收益我想全部的捐献给国家，帮助国家的文艺事业发展，还望您多费心。”

没有什么靠山是比国家更大的了，之所以只捐一首歌，也有他的考虑在其中。

乔宇闻言大感诧异，“你有这份心，就已经超过很多人了，这事儿我来想办法。”

文艺工作者的社会性质目前主要分为两类，一种是在编制内，拿国家的工资，像乔先生一样在有关的单位任职，自己也进行创作。

第二种就是郑家明这样的，没有编制，本质上属于劳动致富，和出版社合作赚取报酬，现在叫演出费，歌曲演出费，也类似于稿酬的一种，同样是版税的另类演变。

特别是大型舞台剧，曾有人仅靠一首歌，在这年代一年赚了3000块，比工厂八级工人一年的工资还要夸张。

郑家明并不求能赚什么大钱，赚得多也要想办法捐出去一些，避免旁人眼红，以后也不好处理。

乔宇相当能够理解，但像他这样的，一首歌的收入全部捐出去，还是属于很少见的那种。

“你既然有这个要求，上面也会很高兴的，我估计要不了多久，你就能全城甚至是全国通报表扬。”

“承您吉言，但我并不追求这些，最好还是以作品为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