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午时，皇陵周边的院落、大街并没有升起炊烟。

武侯丝毫不觉得有什么奇怪，他一直都是一日两餐的习惯，事实不止是汉末三国，从春秋战国到隋唐五代，一天两餐这种艰苦朴素的传统已经在九州大地上维持了一两千年。

所谓的两餐也就是早餐和晚餐。

哪怕到了这个时空，他也一直都是如此。

当然，这个时代区别也不是很大，绝大部分人仍是一天两餐。

这是由劳作方式和物质水平决定的。

一天两餐吃的总量未必就比一日三餐少，但劳苦大众要去农田劳作，落后的器具和交通工具的缺失会让中午回家做饭浪费大量时间。

久而久之也就没有中午吃饭的习惯。

但是宋时商业、手工业十分发达，除农业之外，商贩和大量手工业从业者数量相比汉唐时剧增。

他们的生活和劳作方式与农业劳作者差异较大，于是开始有人吃三餐，并小范围流行。

当然，除他们外王侯将相和士大夫阶层物质更加充裕，工作时间和方式显然更自由，吃三餐的习俗形成更早。

苏轼早年在川中老家读书时就一直是每日两餐，后来考中进士做了官，生活条件有所改善慢慢养成了一日三餐。

因乌台诗案被贬为黄州团练副使后，待遇大不如前，可习惯已经养成，为了中午能多吃一顿，甚至亲自去开垦坡田，这也是东坡先生的由来。

“永安县城略显破落了，”

绕着县城转了一圈，眼见竟无一家生火做饭的，苏轼略显失望，街道上酒楼贩摊也都没有午饭供应的。

赵煦听到苏轼在说话的同时肚子也跟着叫了几声，“苏学士这是饿了吗？我们不妨到城郊的农家讨口饭吃如何？”

苏轼当然是赞同的，至于周启没有话语权，王厚和两名亲随是便装打扮本就是护驾的，自然也没有什么异议。

一行五六人不一时就出了城门，在城外两里许的一处村落停下。

这村落多是茅草屋，也有一部分瓦房，一眼看去有一百来户，由于将要入冬不是农忙时节，村里人还是比较多的。

多数的封建王朝正式的建制一般都是到县，县以下的乡里基本没有法定意义上的朝廷官员，多是由本地乡绅充当。

这也就是所谓的皇权不下县。

大宋最初本以里正与户长、乡书手共同课督赋税，乡书手是乡中协助里正办理文书的人，算是乡野间的读书人。

后来权责集中，改为里正衙前，由其职掌官物的押运和供应，负赔偿损失和弥补短缺等责任。

也因如此这个里正衙前往往会破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