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正如著名作家，红军第29集团军军报编辑帕维尔。

巴若夫曾经描述的样：“高尔察克的报纸上散布了那么多关于中国国际主义者的谣言，是因为惧怕他们。”

尤其是1918年8月1日，在《乌拉尔工人报》上有这样一段报导：“在我们的战线上作战的中国团，以其坚强和极端坚韧不拔的品质而著称，中国团是我们的战线上最好的红军连队。

由此可见，中国团不仅作战勇敢，他们所到之处也是深得民心的。”

二十九、后方被袭

在那些战斗的岁月，任辅臣最大的烦恼就是部队经常与白匪军遭遇，而且是仗越打越多让他们顾此失彼。

虽然中国团作战勇往直前，但是后勤保障不及时补充跟不上，经常是吃了上顿没有下顿。

战士们风雨来雨里去，没有一个安稳的环境，连续奔波，连续作战，疲乏至极，哪怕站一站也是好的。

可是，1918年的形势是复杂的，尤其在东部战场上总的形势是敌强我弱，高尔察克白匪军攻势凶猛，步步逼近，苏俄红军的战线不得不渐渐向西移动，任辅臣和他率领的中国团受到了巨大的威胁和挑战，他的后方告急。

那些被中国团打得落花流水的白匪军见风使舵，朝中国团所在地扑来，幻想一举歼灭这个强大的抵抗力量，然后占领这个地区，实现他们消灭苏维埃的计划。

可是中国团是那么好打的吗？白匪军司令部依旧采取过去的政策，一面派遣奸细混入矿区，不断地刺探军情，一面加紧对这里的围困，只要有中国团的影子他们就四面八方攻上来。

当时中国团的任务是掩护苏维埃红军向西移动，保卫矿区的安全，这一点中国团做到了，可以说中国团为苏维埃政权做出了巨大牺牲，虽然他们的任务光荣而伟大，但他们自己却时常遭到白匪军的围追堵截。

要吃的没有，要弹药没有，甚至连休息的时侯也没有。

在这种情况下，任辅臣将部队开到与敌人战斗的最前沿，一面打击敌人的嚣张气焰，一面组织群众转移。

可是白匪军依靠人多，不断袭击中国团，将中国团的主力牢牢吸引在东部战区。

这样一来，中国团四面八方被敌人牵制着，稍稍有一点喘息就被敌人攻击着，中国团的伤亡增大，造成了十分被动的局面。

这时的中国团虽然没有到山穷水尽的时侯，但行动却受到了限制，为了减少牺牲，保卫群众利益，任辅臣采取果断措施，派遣桑来朝和潘百川等人组成骑兵小分队对敌人进行突然袭击，以少胜多，采取干扰敌人休息的战略方式，为赢得时间而努力。

桑来朝和潘百川组成骑兵小分队四面出击，上午打东面的白匪军，下午袭击西面的敌人，有时他们同时进攻两面的敌人，搞得白匪军不知有多少中国团，不得不再次集中起来，共同对付中国团。

既是这样，还是改变不了艰苦的环境，改变不了敌人的攻势。

有的战士牢骚挺多，认为这时期的苏联红军过于胆小，如果他们不往后退哪怕稍稍向前进那么一步就可能抵抗白匪军的进攻，然而他们没有抵抗而是大踏步撤退，这就为中国团造成了困境。

高瞻远瞩的任辅臣说服战友们中国团是来帮助苏维埃政权的，是为了老百姓的，因此中国团一定要阻击敌人，粉碎白匪军的阴谋诡计。

中国团的战士真的是作战勇敢，以一胜十，杜鹤宁变了招术，一面继续派遣奸细深入中国团驻地，一面派遣军队与中国团决战，骚扰中国团后方。

这一手段真的很厉害，前方激战，后方被袭，成为任辅臣当时最大的一块心病。

因为中国团组建后，由于战事频繁伤亡人数日渐增多，而且还有俘虏，带着他们部队行军不便。

怎么办？任辅臣与大家商量，将部队分成前方和后方两个部分，作战部队由他亲自指挥，使部队更加机动灵活。

这样，在相对安定的第二战线成立了中国团后方办事处，由其夫人张含光主持，主要负责安置伤病员及随军家属，还要负责运送给养，接受各地投奔中国团的流散华工，并将他们培养成新兵，组织短期训练，及时补充兵员，帮助中国团战友闯过一道道险关。

可是白匪军最高统帅对中国团恨之入骨发誓要把中国团困死，采取层层包围的方式，封锁物资，不让一粒粮食通过封锁线。

前方战士吃不到蔬菜，一旦负伤他们的伤口很快就感染化脓，很难愈合，这就给后方带来了巨大压力。

需要的药品没有，需要的粮食没有，需要的一切都没有，后勤部成了烦人部，怎么办？中国团和中国团的战友们陷入了一种危机四伏的境地，他们一面战斗一面还要解除后顾之忧。

为了苦难的阶级兄弟，任辅臣和张含光夫妻想方设法让部队焕发出战斗力，在他们的大力动员和感召下，后方办事处的人员和所有勉强行动的伤病员紧急行动，一有空隙，他们便到野外采集蘑菇和其他能吃的各种野菜，及时地送往前线。

就在这时，在俄国做生意的黑皮闻讯赶来帮助张含光收集一些药品，为中国团的伤病员解决了一时的困难。

可是药品太少解决不了不断负伤的战友，黑皮决定闯一闯白匪军的老巢，为中国团购买药品。

有一天下午，当张含光和伤病员正在野地采集蘑菇时，忽然涌现出一股白匪军，他们呼喊着朝后方医院袭来。

张含光果断地命令伤病员就地还击，不能让白匪军踏入后方医院一步，说完她身先士卒，举枪还击。